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特定地理学、年代学的文化思潮，这种思潮的产生和影响是由西方国家的当代社会历史结构决定的，是属于西方的一种独特文化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在西方还是个有争议的概念，迄今尚无统一界说。提出者格林布拉特甚至认为“无法定论”正是它的特点之一。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价的特殊困难。海登·怀特也再三声明他的理论来源于西方文化的独特语境，其理论话语主要取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修辞学。① 中国版的“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的理论挪用”，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思维，地域性的实践”。开始时，这种“新历史主义”思潮仅囿限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范围，但渐渐也渗透到电影、电视等多种文艺样式之中，体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等各个文艺活动层面。笔者近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工作，对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有一些初步了解。本文试图对“新历史主义”进行一番“归类评价”，认为应对新历史主义应采取辩证综合分析的科学态度。在目前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应该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与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的关系，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批判性地汲取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合理内核。 在西方国家的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中，如何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仍然是新历史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的确，由于历史事件已成为时间形态的过去式，所以，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他所接触的仅仅是证明曾经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有关记载，仅仅是一份证实这一事实发生过的材料。正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说：“按照阿尔都塞的‘不在场的缘故’，或者是拉康的‘真相’理论，历史是不可以被再现和叙述的，历史都不可能是一个文本形式的。然而，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外，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我们只有先通过文本化的‘历史’，才能接触历史。”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只能通过历史的文本媒介，从观念出发去重新建构历史事实。但是，黑格尔早已说过：“在平常的意识状态里，思想每每穿上当时流行的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材料的外衣，混合在这些材料里面，而难于分辨。”③历史文本决不是纯粹的客观资料，必定是混杂着历史文本书写者的各种不同的主观意识形态酵素。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④，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艺复兴研究领域。1982年，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在《类型》(Genre)杂志的一期专刊的集体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并成为该学派的发起人。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同时清算。一方面，他们重新强调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新历史主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女权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一样，直面权力与社会控制，并以其边缘、颠覆等灵活的解读方式挖掘出正史掩盖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语言暴政，这一文化思维模式在当代的文化思想史研究中显示出崭新的价值向度。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要在“反历史”的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化的潮流中重新确立历史的维度，通过一些趣闻轶事去改写和修正以往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书写成的居支配地位的所谓“正史”。但另一方面，格林布拉特要走一条有别于旧历史主义的路数，即打破旧历史主义研究中的历史与诗学的二元对立。因为任何对历史的理解阐释都不可能真正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鸿沟而追寻到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历史文本只不过是不同主体在不同时代的对话。这样，对于历史的研究，就应该是文学化的阐释性的研究，因为人类需要依靠文学为消逝的历史留下心灵化的化石标本，因为文学是自由的、独创的，文学艺术家的内在自我与人格力量与特定社会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间并非一致。新历史主义利用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颠覆力量，从语言层面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进行挑战，企图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的目的。另外，格林布拉特善于将“大历史”(history)转化为“小历史”(histories)，将研究视野关注到一些以往的通史不愿关注或难以关注的历史细节问题上。 另一位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其代表作是《元历史》和《话语转义学》等。海登·怀特认同詹姆逊的论证：历史的过去“只能通过以前对它的文本化”才可以得到研究，不论这些文本化是单纯的文献纪录，还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根据他们文献纪录而写的关于过去事件的叙述。关于过去事件的叙述，它的基础是假定这些对过去事件的文字表现或文本化符合那些真实的事件本身。而后来对这些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叙事的还是逻辑推理的，只不过都是对先前被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⑤怀特的“历史若文学”植于“转义理论”(a theory of tropes或tropology)，“转义”(trope)即是“譬喻”(metaphor)，是一种诗性语言的行为，缺乏“转义”，论述(discourse)也无法进行或达到目的。也就是说，“转义”操控着历史的写作。怀特自认为是结构主义者，他从形式分析角度认为，历史作品包含着认识论的、审美的与道德的三个显在层面。这三个层面由“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情节编织”(emplotment)与“意识形态”(ideology)的解释策略交互运作。⑥海登·怀特倾向于把历史诗学化，即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象的诗性结构，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这种历史的“诗学”，必须先将对于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只有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是充满着虚构和想象加工的。这样，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想象的修辞”。这样，海登·怀特促成了史学理论由“逻辑论证”到“修辞论述”的转移。⑦过去的“历史”本来没有意义，“历史”的旨趣在于现代人的叙述，人不可能找到真的历史，因为真的历史已经消逝，人们只能找到有关于历史的叙述，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历史也就不是只有一种历史，而是存在多少理论的阐释就存在多少种历史，人们只选择并认同符合自己阐释的历史。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叙事式历史哲学”(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认为“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派生和演绎。在这里，我们应该对海登·怀特“元历史”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式历史哲学”持一种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显然，不应当用过度的文学想象、虚构来掩盖与遮蔽历史事实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