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初创时期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在发展过程中与话剧的关系又格外密切，不仅一大批话剧工作者先后成为电影创作的骨干，而且在各个历史阶段还有不少话剧作品被相继改编拍摄成了影片，由此逐步形成了一种传统。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这种传统仍得以延续和拓展。从舞台到银幕的艺术转换，一方面在题材、样式和内容上对电影创作有不少新的补充与开拓，另一方面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上也对电影工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教训。而认真梳理和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无论是对于进一步弘扬传统，推动电影改编的更好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电影史和中国话剧史的研究与写作，都是十分有益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新中国电影的起步阶段，该时期的电影创作以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为主，反映现实生活的原创作品比较少。1951年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又极大地挫伤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致使电影产量大幅度下跌，电影的题材、样式、主题与手法日趋单一和狭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现象也日益兴盛。其中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质量也不高。此后虽然经过文艺政策的调整，情况有所好转，但有影响的好作品仍然不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电影界便注重把同一时期一些有影响、有特点的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其中根据话剧改编拍摄的影片乃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电影的创作周期较长和审查较严格相比，话剧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较为迅速和便捷。同时，由于当时不少作家还不熟悉电影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段，故对创作电影剧本缺乏热情。而他们写话剧剧本则驾轻就熟，所以在新中国成立的欢乐气氛中，很快就掀起了话剧创作的第一次浪潮，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有影响的作品。正如剧作家吴祖光所说：“建国初期，一大批青年剧作家投身于新生活的激流，积累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创作素材和充溢于心灵的强烈感受，他们于是酝酿自己的形象，构思戏剧情节，并且以炽热的感情写出了自己最早的剧本。”①其中既有如《红旗歌》、《六号门》等一些表现建国初期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剧作，也有如《春风吹到诺敏河》、《妇女代表》等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与此同时，像老舍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满怀激情创作了表现鼓书艺人在新旧时代不同命运的《方珍珠》和描写北京下层民众解放前后生活巨变的《龙须沟》等剧作。这些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话剧，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解放后人民大众的新生活和新面貌，上演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剧作均被电影界及时改编拍摄成了影片，成为该时期在银幕上展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较好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布以后，文艺创作呈现出新的局面，电影创作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从‘双百’方针提出的1956年起，电影明显地改变了以回忆革命史为主的状况，开始以主要篇章热情洋溢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这一年，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占全部故事片的一半以上。1957年，更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故事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在这些影片中，既有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出现了讽刺喜剧等样式，现实主义的笔触涉及到一些十分敏感的领域。”②这种变化和电影改编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其中不少影片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其中根据话剧创作中出现的“第四种剧本”改编拍摄的影片则格外引人注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四种剧本”得名于1957年6月11日剧作家刘川以笔名“黎弘”发表于《南京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第四种剧本——评〈布谷鸟又叫了〉》。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话剧创作中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明确指出：“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话剧舞台上只有工、农、兵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这话说得虽有些刻薄，却也道出了公式概念统治舞台时期的一定情况。观众、批评家和剧作者自己都忍不住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能不能写出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第四种剧本呢？”他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对多幕剧《布谷鸟又叫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剧在内容主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都大胆地突破了一些既定的老框框，体现出作者“观察生活的独特性”与“表现风格上的独特性”，是颇有新意的“第四种剧本”。当时被认为同属于“第四种剧本”的还有《同甘共苦》、《洞箫横吹》等多幕剧，以及《新局长到来之前》、《归来》和《葡萄烂了》等独幕剧。这些剧作虽然反映生活的题材和角度不同，但都表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和明显的艺术创新。 例如，创作于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时期的《布谷鸟又叫了》，并没有像许多同类题材的剧作那样，去正面表现农民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或反映这一运动中出现的阶级斗争状况等，而是着重描写了一个性格开朗活泼、爱说爱笑爱唱歌、被大家称为“布谷鸟”的农村姑娘童亚男为了争取婚姻自主，与各种旧势力进行了曲折斗争，最后终于与志同道合的拖拉机手申小甲幸福结合的故事。剧作通过童亚男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表达了关心人、尊重人的主旨。作者敢于突破公式化、概念化模式的束缚，力图运用喜剧形式，并通过男女青年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矛盾冲突来反映农村的新变化，表现农民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