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适应关系。这种适应，主要是指电影作品与受众审美情趣、欣赏需要的吻合；受众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水平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导引；以及受众对电影作品的欣赏、认同和接受。电影艺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受众，而且需要超越受众，提高受众。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在超越指导下适应。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还体现为受众对影片的反馈，即受众对接受客体的具体化——再创作。对同一部影片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反馈。通过受众反馈可以了解一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掌握受众不同的接受层次。高层次的受众反馈是传播电影文化的春风，也是电影艺术珍品的催化剂。总之，电影创作与欣赏活动，是一种以电影作品为中介，相互促进，循环提高的精神活动。并由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求新”的艺术精神，推动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电影 审美关系 受众 适应 超越 低谷 新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冲击，电视艺术的挑战和其它多种娱乐形式的竞争，特别是电影频道的开播，境外大片的引入，我国电影艺术越来越面临严峻的考验，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电影创作数量虽然不少，但质量上乘者实属凤毛麟角，上座率明显下降，滑入所谓低谷。电影艺术如何走出困境，以全新的姿态跨入新世纪呢？笔者认为，除了要从政策、体制、分配、经济治理等宏观方面解决现存矛盾外，电影创作自身也应总结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入手，探讨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受众，就是电影（本文专指故事片）艺术的接受群体，即有审美欣赏能力的观众。按照现代的接受美学理论，一部影片，当它尚未被纳入观众的欣赏过程时，只不过具有一种潜在的美，称为本文（或文本）。按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大师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观点，“由作者完成的本文仍处于一种潜在状态中，尚有待于意义的生成”〔1〕。只有当它被观众（接受主体）欣赏时，才具有美感功能，成为接受客体。那么，作家艺术家就是创作主体了。因此，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必然涉及接受主体（受众）与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弄清这些关系，电影如何走出低谷，跨入新世纪之路的问题就自然明了了。 一、适应受众 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适应关系。这是电影的艺术个性及其商品属性决定的。电影属于视听综合艺术，这种艺术属性，决定它与观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影片如果拍摄出来无人观看，那么它只不过是一堆胶片而已。正如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创始人瑙曼所说：“不被接受的作品只能僵化在书架上”〔2〕。失去观众， 就等于宣布艺术的死亡。同时，电影又是以高额投资为前提的艺术，从而又形成了它的商品属性，这使它更无法脱离观众。世界电影史家萨杜尔曾经说过：“凡高一生不曾卖掉一张画就与世长辞，韩波留下了他唯一的诗稿而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故世以后却永垂不朽。这些作品在创作时物质上的花费很少……可是拍成一部现代大型影片事先却要花费几百万法朗。而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电影导演会拍摄几部不拟公之于世的大型影片。”〔3〕这就是说，由于电影对巨额资金的依赖， 要求其必须收回成本，才能扩大再生产。而电影要收回成本，就必须研究观众，自觉地适应观众。能否适应观众，不仅是衡量一部影片艺术生命力的标志，而且也是决定电影艺术能否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先决条件。 这种适应，主要体现为电影作品与受众审美情趣、欣赏需要的吻合。按照别林斯基的看法，即艺术作品的精神世界与受众精神世界的“共通”。他说：在作品中，“人们寻找到某种早为他们熟悉、某种属于他们自身的东西。这些对他们亲近的东西只是为他们蒙胧地间接地预感到，或是促发他们思考着什么”，“在这个共通性上并且据此共通性，诗人的作品是属于全人类的，正象它属于诗人自己一样”〔4〕。 电影创作要实现这种“共通”或吻合，作家艺术家就必须深入生活，熟悉受众，了解受众，时时考虑受众的需求、愿望和理想，为他们而创作。即自觉地有意识地在电影本文中体现广大受众的社会观念、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并与他们的欣赏水平相吻合。这就是适应。比如，新中国建立伊始，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斗志完成了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但长期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没有条件受教育，因而不识字，欣赏能力不高。而当时拍摄的影片《赵一曼》、《钢铁战士》、《中华女儿》、《白毛女》等，正是适应他们的情况而创作的。这些影片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也正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社会观念、审美需要和艺术情趣，因而实现了“共通”，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而新时期之初，根据“伤痕文学”改编拍摄的“伤痕电影”《神圣的使命》、《枫》、《丹心谱》、《生活的颤音》等，也是适应人民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这些影片提出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道出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因而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被人民视为知音。类似的例子在中外电影史上是数不胜数的。 瑙曼指出：“影响美学把作品看成一个目的是在接受者中间产生某种教育效果的审美机器，它强调的是作品方面。接受美学中相反，强调读者。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中，接受美学的读者是主体，作品是客体”〔5〕。在现代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既然被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那么他们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水平等，不能不对创作主体产生影响和制约，左右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倾向，甚至迫使作家艺术家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以求与受众相一致。有时甚至改变自己的特长和爱好，以便创作出为他们所接受、所欣赏的影片。这也是适应。比如著名作家老舍，建国前本以写小说见长，建国后竟改写戏剧。他说：“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可是，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这就是我近来不大写小说，而爱写剧本的另一原因。”〔6〕可见， 他把适应劳动人民的需要当作自己的义务。根据他的剧本改编拍摄的电影《龙须沟》和《茶馆》，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可谓适应的典范。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本是以拍摄探索片闻名于影坛的，但是近年来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他们也开始尝试拍商业片、娱乐片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将艺术性与观赏性熔为一炉，电影造型与叙事有机统一，不失为一部高品位的商业片。可见，受众的思想观念、兴趣爱好时时都在引导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视角，决定其对题材的选择、电影构思和艺术表现等等。至于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武打片热、侦破片热、言情片热（包括琼瑶和台湾作家小说改编热）等等，也都反映了人们欣赏兴趣的变化和转移对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影响和“导引”。更不要说世界电影史上那些频繁更迭的电影思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