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新版《三国》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场面壮阔、气势恢弘、精雕细刻、人物鲜明等方面，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若以其为典型个案总结古典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在文化定位上，应确立“为国为民”这个终极评价标准；在材料取舍上，应坚持思想价值优先于戏剧性的选材导向；在艺术品位上，应兼顾情节奇特与性格逻辑、情理规律三位一体的美学原则。此外，在名著改编的拍摄思路上，可以有忠实原著、当代解读和片段拍摄等不同模式，但无论采用哪种模式，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应是一致的：即必须坚持文化价值的丰富性与艺术品位的高水准，全力以赴打造精品。 新版《三国》第一轮热播已结束，从名列前茅的收视率看，电视观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热门的言情剧、武打剧和警匪剧等题材。这说明重拍基本上是成功的，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无穷魅力。从视觉效果和剧情层面看，《三国》很好看，能够吸引人一集一集地看下去。这对于既熟悉《三国演义》文本，又看过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广大观众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当然，若细密考察，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鉴于此，为了总结古典名著改编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于今后多出精品，有必要认真细致地做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深入地探讨一系列理论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评价一部《三国》电视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对待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的问题，也涉及到当下应该创造出什么品位的艺术成果留给子孙后代的大问题。纵观新版《三国》播出后的有关评论，随感杂谈较多，全面综合深入论析的文章较少，因此笔者不拟作一般得失性的感想式评论，而是侧重从文化诉求与艺术品位等层面着眼，探讨古典名著改编的某些理论问题。 一、文化定位：“为国为民”乃超时空的终极目标 新版《三国》的成功之处，可略举数端：第一，场面壮阔，气势恢弘。特别是战争场面，壮丽与惨烈交织的宏阔画面，充溢着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具有一种特殊的阳刚之美，不能不令观众怦然心动。第二，创作认真，精雕细刻。如宫室格局设计精致、大气，装潢格调古雅、脱俗，舞美服装色调搭配和谐等等，均产生了良好的审美效果，体现出创作群体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第三，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这可分三个层次比较论之：吕布、陈宫、鲁肃、司马懿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引人注目，可以说超过了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董卓、王允、袁绍、袁术、刘表、貂蝉等形象也比较成功，与老版相比，各有所长，难分轩轾。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形象，虽不无新意，但与老版相比，则难免稍逊风骚。这并非说新版表演不出色，而是老版有关形象太突出了，先入为主，难以超越。就表演而言，关羽在兄弟三人中最出色，诸葛亮的外在形象很好，弱在大智大勇的表现与从容不迫、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给人的感觉是忧郁有余，自信不足。曹操的表演虽收放自如，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过于随便，表演外露，内蕴不足，给人的感觉是江湖气、痞子气有余而英雄气不足，倘若再深沉、内敛一些，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些表演如何的探讨尚属次要方面，这里着重要谈的是名著改编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等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史的民族，中国的小说就源于史传。史家撰写历史著作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是：既要坚守“秉笔直书”的历史评价原则，也要体现“寓褒贬、别善恶”的道德评价目的。小说家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源于史传而又有所不同，乃是道德评价第一，历史评价第二。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的仁义美德与曹操的奸诈恶德都得到了强化。 若认真比较《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历史原型刘备的道德面貌本来就大好于曹操，《三国演义》中作为曹操恶德根据的主要事件，大多可在陈寿、裴松之笔下找到原始材料①。因此，士林与大众才把赞誉之情倾注于刘备，在他身上寄寓了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这也是历史原型演变成为“箭垛式的人物”②形象的基础。作为士林精英的罗贯中集前人之大成，将其汇集于《三国演义》之中。因为刘备集团爱民，士林与大众就“褒刘”；曹操集团害民，士林与大众才“贬曹”。总起来看，社会上下一致性的“拥刘反曹”的评价标准，皆是遵循道德评价第一与爱民为首的原则。由此可见，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是要坚持的，绝不能颠倒过来，因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誓词“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具有超时空的文化价值。“上报国家”，就是报效国家，就是爱国主义，岳飞的“精忠报国”与此一脉相承；“下安黎庶”，就是使百姓安定、安宁、安居乐业，就是爱民。这种文化观念，当下与今后仍然要继续坚持并大力弘扬。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抓住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八个字，把戏做足了，应该是切中肯綮的正确的文化定位。 总体看，新版《三国》基本上也做到了以为国为民为标准去褒贬人物，但在某些经典情节的处理、某些重要人物的评价上还值得斟酌。比如开篇让董卓、曹操先出场，就不如原著让刘备、张飞、关羽先出场立意高远，主旨突出。与此相关，《三国》淡化了“桃园三结义”这个重头戏，没有突出原著置于卷首显著位置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思想，就有损于原著的思想精华，未免得不偿失。网上有文章批评说，“桃园结义”的画面还不如曹操撒泡尿的时间长。虽然语言有些尖刻，但也说明了观众对淡化“桃园结义”而重视曹操的强烈不满。曹操固然是个英雄，罗贯中也赞扬了他善于用人、长于军事谋略等才干，但是由于他道德层面的“奸”，这个英雄就变成了奸雄，道德评价的“奸”不仅居于“雄”之前，而且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奸”的内涵中并非仅仅指对汉献帝的欺君罔上，更重要的是曹操对百姓的态度。曹操害民与刘备爱民的鲜明对比，就是罗贯中与大众“拥刘反曹”的主要根据。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对于掌权者来说，爱民与否是评价其道德人格的首要标准，特别是在百姓利益与掌权者的集团利益或其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更要强调“百姓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总原则，这是具有超时空意义的终极评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