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6-0049-10 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韩国现代宗教①的发展与其经济崛起速度一样曾经令人瞠目。很少有亚洲国家会像韩国那样，把耶诞节与佛诞节两种宗教节日平等地设立为国家法定假期。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韩国的首尔那样，佛教寺庙和基督教堂隔街相对，四周环绕着儒教、天道教、萨满教等各教派的建筑。[1]62一项针对韩国各派宗教信仰人数的调查统计表明，信众人数远远超出国家人口总和，可见部分韩国人同时信仰多种宗教。② 历史地看，多元宗教共生的态势源于近代以来韩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现代性的主动选择，“是现代性知识体系和制度所形成的产物”。[2]67而当代以来，作为韩国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批韩国宗教题材电影不仅以大众传播的方式同步参与了韩国社会文化与民族集体心理的现代性转型，也于此间形成了不同于欧美经典宗教类型电影的表现主题与泛亚美学特征。 宗教电影的主题学研究 研究韩国当代宗教题材电影难以借用传统的类型片分析或教派分类法模式。 首先，韩国宗教电影虽然数量可观，但迄今并未遵照某一既定主题发展出成熟的类型片观念。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西方宗教电影具有悠久的圣经故事耶稣片(Jesus movie)传统，通常都是以福音书为蓝本，以耶稣为中心人物展开创作。从恪求复原史实记载的《约翰福音》（菲利普·萨维勒），到以革命宣言方式重述的《马太福音》（帕索里尼）；从剖析真实人性的《基督最后的诱惑》（马丁·斯科塞斯），到试图还原耶稣道成肉身过程的《耶稣受难记》（梅尔·吉布森），等等。上述电影文本中，尽管创作者的着眼点不同，却分享了同样的宗教文献。此外，表现摩西“十诫”的故事也先后有1956年塞西尔·B·戴米尔的历史正剧，1987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片和2007年大卫·韦恩的无厘头喜剧，并且都以圣经的“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作为片名。然而，密集地围绕某一宗教主题反复展开叙事，借此确立电影观众、研究者对宗教类型电影的忠贞度(Allegiance)以及相应的类型片分析模式，这些都不适用于韩国当代宗教电影多元主题并存的客观特征。 其次，取决于民众主张调和的宗教多选意识与注重实用观念的国族性格，[3]59韩国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为“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外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一神教与多神教等同时并存的多宗教国家”。[4]78对应着韩国独特的现实文化、信仰语境，相关的电影叙事也常常在教义、仪式与象征符号等层面发生相互借用、混用或融合。因此，使用单一教派分类法难以涵盖韩国当代宗教电影的多元解读。如在《亲切的金子》中，狱中受洗的女犯李金子重获自由后手持佛教偈颂集《法句经》，向基督教牧师宣布自己已经改变信仰皈依了佛门。两种宗教符号冲突背后是“原罪”与“因果报应”观念的正面交锋，由此构成文本内在的叙事动力。同样，圣母形象也会在以佛寺为故事背景的电影中出现。《童僧》中的小和尚都宁在伙伴家中看到圣母子像，勾起了思念母亲的惆怅，最终弃寺出走。而《神父教育》的男主演权相宇因拍摄该部电影而皈依天主教，后因个人婚姻旋即改信基督教，这也在影片内外构成了更富有戏剧性的“社会互文本”。 本文试图用表现度研究对韩国当代宗教电影加以特征分析。所谓表现度研究是指，宗教作为被表现的对象、背景或者因素，它在整个电影文本格局中所占据的位置。以此作为分类标准，讨论不同电影文本的叙事主题与美学特征。 第一类电影高纯度地表现宗教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直接取材于僧尼修士的日常修行，空间上以信徒的活动范围为限，影像风格具有浓重的寓言化色彩。为表达对宗教母题的叙事专注，片名常常直接取自宗教专有名词。代表影片有《曼陀罗》(Mandala,1981)、《揭谛揭谛，波罗揭谛》(Come Come Come Upward)、《为什么菩提达摩到东方去》(Why Has Bodhi-Dharma Left for the East?1989)、《优昙婆罗》(Udumbara,1989)与《华严经》(Passage to Buddha,1993)。 第二类影片在外观呈现上类似于高纯度的宗教电影，叙事空间也基本限定于宗教修道场所，主要人物多为宗教信徒。但导演的美学意图却跳脱出宗教母题，借用通俗剧(Melodrama)的手法将宗教题材进行国际化、抒情化、喜剧化甚至情色化处理，以迎合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这一类的代表作品如《残花》(Beyond the Mountain,1991)、《童僧》(A Little Monk,2002)、《春来冬去》(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2003)、《神父教育》(Love so Divine,2004)和《撒玛利亚女孩》(Samaria,2004)。 第三类影片将宗教叙事纳入韩国当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致力于表现宗教对民族集体情感的塑造与直接介入社会政治历史事件的现实功能。导演借助片中人物或忠贞、或怀疑、或挣扎、或背叛等情绪的多元杂陈，引发观众对宗教信仰问题展开现代性反思，影片也因此呈现出写实主义美学风格。代表作品如《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2000)、《亲切的金子》(Sympathy for Lady Vengeance,2005)、《华丽的假期》(Remember,2007)和《密阳》(Secret Sunshine,2007)。 东方“前现代”寓言与成长叙事 公元4世纪佛教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新罗和高丽时期将其指定为“国教”。[5]15世纪以后受到儒教的排挤，佛教逐渐边缘化并遭长期迫害。[1]62所有寺庙被迁到山上，僧侣社会地位降至贱民。1945年“光复”之后佛教虽然摆脱了迫害，但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代表了文明世界与现代化承诺，迅速形成新的社会价值中心。1980年代以后韩国佛教重新崛起，相关主题的电影创作开始复苏。然而，相较于早期作品中刻意宣扬信徒受难史与信仰顺从的故事，[6]以佛教为表现主题的当代韩国电影不约而同地转向寓言化的“深山”叙事，在“前现代”的封闭空间中讲述个人的修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