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商战剧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商战剧是观众喜闻乐见且常拍常新的一个电视剧类型。在我国，商战剧约兴起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其时我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作为国营经济重要补充的私营经济不断涌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浪淘沙，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据GDP的半壁江山。 反映商业活动的电视剧称为“商战剧”。不仅记录了自近代以来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起飞。商战剧还凝聚着中国人的强国梦。称其为“商战”，无非是强调商业竞争的激烈和残酷，以及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艰难，所谓商场即战场。而所有商战剧的主要情节，无一例外地都是围绕民营企业的商业竞争展开的。 二十年来，商战剧佳作迭出纷呈，先后有《情满珠江》(1994)、《东方商人》(1995)、《大染坊》(2004)、《五月槐花香》(2005)、《乔家大院》(2007)等。 中国的商战剧，大都取材中国近现代民族企业或家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企业兴衰与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企业发展史。国运兴衰制约着企业发展，企业发展折射出国运兴衰。 从内容看，国产商战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近现代中国民族、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另一类则是反映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民营企业如何不断壮大并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相对而言，前者可谓深耕细作，成绩斐然，后者则显得踟蹰不前，乏善可陈。总的态势是，表现“脚踏实地，继承传统”有余，“放眼向洋，开拓创新”不足。这一现状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瓶颈，而这也恰恰揭示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不足。 二、商战剧基本问题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重农抑商成为贯穿始终的主轴。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商业一直是重要推动力量，自古以来，人们对商业的功能和作用也有深刻的体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货即商品，殖者，生也，就是所谓将本求利，也就是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利润或者利息。商业的发展不仅为经营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方便人民生活，提高人类生活水准，创造社会价值，增加社会财富，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俗话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利益的驱动使商场上充满了荆棘和陷阱，尔虞我诈似乎是商业竞争的常态，却不是其本质所在。商业竞争自然要讲谋略，但基本的商业伦理是保障商业行为正常进行的游戏规则和行为规范，一旦游戏规则被打破，商业行为就会陷入无序和瘫痪状态。事实上，几千年来，我国商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商业伦理观念，成为我们商业活动的一笔重要财富。 当然，作为电视剧，商战剧的首要任务就是塑造生动感人的企业家、商人形象，始终将“人”放在商战剧的核心位置。这些新时代的商人形象也不应只是某种观念（政治观念、商业伦理）的化身或传声筒，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从《五月槐花香》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激烈甚至残酷的商业竞争中，不仅有利益上的算计甚至阴谋，但其主要人物还有（或者说是创作者试图表现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和价值上的追求。《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乃至整个乔家大院的兴衰沉浮，都与当时中国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其事业的发展、命运的变迁都跳不脱时代洪流裹挟，相对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兴衰，个人甚至家族的命运都显得无足轻重，不堪一击。《百年荣宝斋》讲述了松竹斋（荣宝斋前身）从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入侵到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兴衰史。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见证并亲历了封建王朝的灭亡和共和国的诞生，在惨绝人寰的战争和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一同经历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而松竹斋的主人们也在这时代的动荡和同行的倾轧中一次次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而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禁不住为他们的坎坷命运而扼腕叹息。 佟奉全、乔致庸、陈寿亭等一系列中国商人形象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源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品质。对他们而言，财富的积累和物质享受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心中，还有比钱财更值得他们持守的价值。而这些品质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及我们的商业文化中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三、国产商战剧的两个观察维度 （一）在我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商业伦理体系。在中国传统商业伦理和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仁民爱物，以义取利、诚信为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等等。总括起来，大约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做人与经商 企业经营者的个性、价值观、个人修养与行为方式对其商业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从而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影响企业的兴衰。因此，正确的价值观和个人修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如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一个企业也有其自己的性格和命运。无论是大染坊还是荣宝斋，都有着经营者的深刻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