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就已成为一个过热的研究论题，如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前四届年会都无一例外地凸显这一议题，分别以《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和而不同：全球化视野中的影视新格局》、《中国与世界：影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与前景》结集，第五届《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隐含全球化与影视文化主体性的探讨。但不得不指出，全球化研究过于泛化，甚至成为汇聚任一论题的最佳名目。因此，普泛而空洞的全球化研究已进入了更为具体的跨国、跨文化研究，其中，国家形象研究成为近年来吸引众多研究者的论题。国家形象论题最初从国际政治、新闻传播学等领域出现，从2006年开始，便积极向文学、电影等艺术领域扩展，由“实”(客观现状)而至“虚”(艺术想象)，迅速形成学术热点。 国家形象已成为影视研究的热点论题，但存在如下缺陷：一、大多论著虽然标明“全球化”，但严格从全球化所指跨国、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设的论著并不多见，反倒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缺少全球化意识；二、电影学领域的国家形象研究，观点重复，随意性较强，或将人物形象与国家形象简单等同，或因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内涵，难以持续深入地研究；三、在研究思路上，目前电影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未能实现从跨国传播的文化竞争、建设民族主体性到影视创作的有效贯通，尤其疏于以电影整合文化政治资源架构国家形象研究。对此，本文将从全球文化竞争角度提出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看法。 我们知道，国家形象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认为，中国人尚没有就自己的崛起对他人产生的影响进行思考②。这一说法突出了中国对外建构国家形象的严重滞后，虽然显示了国家形象意识的薄弱，但更大程度上表示出国内外社会感知差异的悬殊。伴随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获得提高，这种提高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引起全然不同的反应，但体认国家形象这种前后变化则以具备国际意识为前提。由于国内公众在国际程度及其跨国、跨文化交流的差异非常大，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并未明显感受到自身的国际地位提升，更未深刻体验到其他国家对这种崛起不同的情绪反应。相反，却更多目睹、遭遇了消费文化的全球化引起后发现代性国家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动与重构，祛除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消费主义在日常生活深入渗透，本民族国家的价值理想、政治认同遭到极大的削弱。从这个角度说，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公众非但没有感知到“世界工厂”、“制作基地”带给自身的文化想象，却看到了这种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刺激起众多的现实问题，不仅影响到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而且通过媒介全球化、跨地运作以及跨媒介的兼并竞合，深刻改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价值，甚至解构民族国家的政治记忆与身份认同，影响到事关个体生存的民生问题。 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一种重要的文化话语实践，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全球化的消费文化冲击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操守、坚持民族主体性，这不仅是一个文化消费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政治问题。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但无论哪种国家形象都是通过媒介话语以及社会舆论来建构、传播、表达。它虽然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或者说，国家形象就是一种主观体认，带有更多想象虚构的成分。因此，它必然借助在虚构想象方面得天独厚的艺术来表达。而在现代艺术中，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功能尤其不能忽视。这是因为，电影首先是虚构的艺术媒介，具有强化、预设、想象的表现手段，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能够弥补客观形象的种种缺陷；其次，它又是一种现代的大众媒介，借助电子传播的力量，其传播力、影响力远比印刷文本强大得多，尤其与流行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将国家形象最大范围的播散开来；再次，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经济资本在全球化推动下实现了跨国自由流动，在这种跨国资本的推动下，无论与电视还是小说相比，中国电影都具有无法比拟的跨国、跨文化特征，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以小制作的艺术片扩展到大制作的商业片，已经拥有了逐渐扩大的海外市场，电影媒介的跨国性无疑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日益重要起来。显然，多种媒介性质的电影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议题功能，在国家形象塑造上存在很大的视觉优势，尤其是中国大片在海外的接受，不仅是文化产业，也事关国家政治文化的传播；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其所承负的政治、文化观念。 虽然国内经济及电影产业迅速崛起，但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形构却始终强差人意，缺乏主动呼应与变化，集中表现在建构思路的单一，即是，用历史与当下某种时间相似性，过多依赖现时政治庆典仪式组建国家形象。就文本而言，它往往从国家的历史维度追溯建构的状态，既没有直面社会现状的“共享”共同体，更缺乏勾勒一种值得当下公众为之奋斗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如2009年，新中国六十周年背景下的《建国大业》以政治协商制度为线索，串联起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历史，从新旧交替的历史阐明新中国的合法性，就对这一合法性的阐释思路来说，其实与此前的献礼片并无太多差异；《天安门》则将“修葺天安门”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追溯到了新中国成立特殊的历史岁月，主要呈现逝去岁月中的集体记忆；《沂蒙山姐妹》把叙述重点放在了革命老区，歌赞老区革命浪漫主义。此类注重民族国家政治意志的国产电影，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来界定国家合法性，强调历史源流中新中国诞生的人民选择。但是，国家形象在历史中的状态是一回事，而现时状态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家诞生的原初形态，实际上在吁请观众忽视了国家在当下的诸多现状。当我们追忆过去岁月中的国家政治史，以过去的时代心理、集体要求组建共享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实则模糊、忽视了民族共同体的当下构成。联系到政治电影出现的社会背景，此类电影过多依赖于献礼性质的政治仪式。对此，Kertzer分析得好：“政治仪式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可以用来影响人们对于政治事件、政策、政治系统以及政治领导者的观念。透过仪式，人们对于什么适合的政治制度，什么是一个政治领导者所应具备的特质，以及他们周遭的世界是否符合这些标准等问题，会发展出他们的观念。”③即是说，政治仪式的“有效性”在于将民众卷入到政治活动之中，“影响”他们的政治观念，“发展”出他们的政治观念。但是，民众对政治仪式的政治性是否产生认同，这就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由此观之，我们对《建国大业》等电影的确体验到历史岁月中的中国民众对新中国的无比期盼，但这种集体吁求因其过去的历史性而与现实的吁求产生隔膜。更进一步地说，由于“建国六十周年”的政治仪式与“十一”旅游黄金周相迭合，以及《建国大业》注重百位华人明星演员的“大汇集”，它所呼唤的国族认同在当下接受中带有较强的休闲娱乐色彩。因此，人们尽管参与其中(观赏政治电影)，但并不一定认同这种政治(对此类电影的观赏存在复杂的观影心理)，即便是认同，在娱乐消费的背景下，这种认同也难以持久。如《天安门》突出小人物、大事件的编剧思路，以“解密”的方式吸引观众，但由于“修葺天安门”本身缺乏戏剧张力，很难持久；《沂蒙山姐妹》以平民式英雄、靓丽的演员吸引观众，如此等等，这恰恰是以与政治无关的情感作为观众的诉求。我们认为，此种政治电影虽然以历史确证了新中国的合法性，但缺失了新中国在当下合理性的表达。国家形象的合法性并不能代替现实的合理性，怎样表现当下社会现状，彰显政治理想对当下群体的吸引力，显然应当是电影表述的重点，恰恰被国内电影有意无意地回避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