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也许不是最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但却是最先进和最接近自然生活形态的。因此，构成生活原生态的声、光、画面就成为影视作品最本质和最重要的造型元素。但在电视剧作中，对语言的重视往往超过了对声、光、画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影视作品中声、光、画的造型功能作一探讨，以提高影视制作的水平。 音响（音乐）的造型功能 有一种理论认为，影视屏幕是一个三维空间结构，首先是由一系列分镜头构成的图像空间；其次是观众感受空间；第三便是由声音拓展的潜在空间。这个潜在的空间有时可以通向一个隐蔽而实则具有巨大扩展力和可能性的情节空间（或曰心理空间）。如经典名片《公民凯恩》的片头，报界大王凯恩躺在病床上，喃喃地说了句“玫瑰花蕾”便死去了。这里便由声音提供和暗示了一个“情节空间”的存在，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无时无刻不在围绕着这个“第三空间”运行，它似乎是通往另一个更加隐秘的心理时空的门户，使观众始终面对一座巨大的心理迷宫，一座不可捉摸也无法接近的卡夫卡式城堡。可以说，由声音造成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扩展了观众的“心理景深”，扩大了银（屏）幕的空间涵义，是影视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造型元素及表现手段。 声音，主要包括对白、音响和音乐。音响主要由影视作品中的物音、乐音、人声、噪音等构成。它是通过音频传播出来的电子化的声音，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声音，因此它与生活呈现相似的状态，又不同于真实的生活，如中高频噪音可以采用音乐中的十二音技巧，用乐队高音乐器演奏，利用人耳最敏感的频段制造出极强的听觉刺激，但从听觉感受上还是乐音，而不是毫无美感的彻底的噪音。音响的运用是使电视剧最接近人的自然生活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音乐是最富旋律美和节奏感的声音。人们常常说，当语言不够用时，便产生了画，当画不够用时，便产生了音乐。音乐是流动的画，是无字的诗，它是直接诉诸心灵的语言，它可以使情感发生蝴蝶的触须一般微妙而纤美的颤动，可以像爬山虎一样细细密密地爬满心灵的篱墙，它既能“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地暗示出一切，也能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气势对澎湃的激情予以完美的展现。音乐的适当应用，是填补动作及语言的空白，创造完整叙事时空的重要手段。 一般来讲，音响及音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剧情及剧中环境作背景音响（音乐），充当无形的“道具”，创造真实的时空效果。如电影《邻居》中，影片一开始，便利用音响效果制造了一个真实的空间环境——收音机中的广播员正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走廊中，厨房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炒菜声、锤钉声以及嘈杂的人声合成了一部真实的、多声部的生活交响乐，无论“旋律”、“节奏”、“配器”，全都因地制宜，尽善尽美，创造出一个充满了“生活感”的时空环境。再如电影《人生》中，高加林和巧珍坐德顺爷的马车进城，开始的气氛是轻松活跃的，笑语声，清脆鞭响，马蹄轻快的“得得”声，合成了一支优美谐谑的小步舞曲，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后来，德顺爷讲了一个虽经时间磨洗、仍留有淡淡伤感的真实爱情故事，年轻人沉默了，心中有根隐密的弦被轻轻触动，一曲悠扬而情深意长的民歌“走西口”不失时机地溜了进来，马蹄儿的得得声似乎变得空幻轻灵，把人们带进了一条绵长的时间隧道。在时空的那一端，一样有着风花雪月，离合悲欢，而在时空的这一边，谁知道等待着年轻人的又是什么呢？那少不知愁、如小孩儿额头一般光洁的“爱情”上，第一次被镌刻了一道浅浅的皱纹。再后来，高加林和巧珍分手了，载着巧珍的马车，独自行在寂寞的山路上，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孤独、清脆的马蹄声，以一种单调而冷酷的节奏，拖着巧珍远离了爱情和幸福……《人生》中几处音响的运用，不仅仅是环境的“道具”之一，渲染出逼真的时空效果，也是主人公充满了爱或忧伤的心声的外化及物化，不但符合人物心理及身份，而且符合人物所处的具体地理环境，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其二，打破时空障碍，创造深远的意境。法国影片《长别离》中的音乐运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主人公的丈夫在战争中失踪了，战后，她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失去记忆的人，并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于是请他到她的小酒吧做客，想方设法唤起他的记忆。她在留声机上放了《费加罗的婚礼》，唱机优雅缓慢地旋转起来，音乐带着对旧日时光的无限留恋倾泻而出。女主人公似乎希望能通过留声机唤回和留住曾有过的日子——对于逝去幸福的追忆和对于将来幸福的渴望通过音乐交叉在“现实”这一有着无限可能性和爆发力的“点”上，使得小小的银幕空间融富丽的音乐、灰黯寒酸的现实、模糊神秘的未来于一体，深邃悠长，使影片产生了如梦如歌的艺术效果。 音响的运用也可造成同样的效果，在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齐导演的影片《末代皇帝》结尾中老年溥仪来到故宫，面对着大殿宝座，感慨万千，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位老人身上发生了断裂和转折，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他心中的感受呢——几乎没有。溥仪在殿中徘徊，似乎在等待，又似乎在寻觅。忽然，他在幻觉中听到了蛐蛐的叫声，果然，他在宝座下发现了童年在此嬉游时丢掉了的蛐蛐。人虫相对，溥仪终于释然：几十年了，他不过一直在寻找童年时丢掉的蛐蛐，他得到了它，一生也就过完了。人在历史面前不过是只虫，而一只虫在人的眼里也就是一部历史。蛐蛐的叫声把溥仪拉回到童年，而溥仪又从这几千年不变的叫声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近似的永恒”，感觉到对所有人都同样残忍同样善良同样公平的永恒，终于能够以一种形而上的眼光反观作为历史缩印本的自身，反观历史。在他即将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无限可能性——也即失去未来的时候，找到他一生都在苦苦寻觅而总是找不到的真正的“未来”，通过顿悟完成这个特别的人向一般的人的认同。 毕加索曾说：“艺术是使人们认识真理的谎言。”因此，这段戏中的“蛐蛐”叫虽然是非写实的，但却含蕴了写实所无法体现的真理。它用一种怪诞奇特的夸张手法融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将来于一体，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人作为罕见的“历史标本”的意义。 其三，对某一具体时空、情境起强化渲染的作用。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探春远嫁”一场戏，“一帆风雨路三千”的歌声穿云裂帛，把探春的痛苦无奈而又难舍难分的心情渲染得淋漓尽致。探春是刚强、聪明而有胆识的女性，因此，这段歌曲的旋律配合曲词，先是用压抑低沉的调子表现出探春离家的伤感情绪；又用稍稍扬起、带点通达的旋律慰籍年迈的亲人；再后是凄厉决绝的曲调，人们可以看到探春毅然决然而去的背影；最后，亲人、故乡和岸，都渐渐消失在船的视野中了，凄绝的旋律低下来，变得愁惨哽咽，如泣如诉，仿佛是伫立船首遥望故乡的探春压抑着的泪水和叹息。这支短曲强化了这场戏的艺术效果，使之成为《红楼梦》一剧中的经典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