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消息，列入我国今年拍摄规划的电视剧高达八百余部一万一千集。去年，当电视剧超过六千集时曾有人惊呼“太多太滥了！”就在这呼声中，电视剧又以奔马脱缰之势把以往的纪录远远抛在了后面。 在这个令人咋舌的数字中，“游击队”显示出充沛的活力，且隐然有与“正规军”分庭抗礼之势。电视剧市场打破了大一统局面，使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遍地开花，四面打枪。昔日的一些草台班子如今已堂而皇之搭大台唱大戏，当年的无名小辈也已俨然有大将之风。今年的电视剧创作，他们不仅在制作队伍和剧目数量上占了很大比重，而且甚有气势，许多大部头、重题材的剧目出自其手。“正规军”们也未敢懈怠，至少在数量、题材上要力保主力位置。这使得电视剧数量骤增，而让专家们喜中有忧的是，创作态势未见改观，商业目的，浮躁情绪，加上缺人才，缺本子，缺设备的现状仍将产生大量平庸之作。按时下每集13万人民币成本计算，今年的电视剧将消耗14亿元。我国现有的近千套无线电视节目和逾千座有线台，加上市场的杠杆作用，使这笔庞大的投资不会落空，不少投资者、电视人还会赚钱甚至赚大钱，但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仍将是少数优秀作品淹没在潮水般涌来的庸作劣作之中。 作为’95的成果，今年播出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如《苍天在上》、《宰相刘罗锅》、《咱爸咱妈》、《情债》、《远东阴谋》等，但专家们认为，这些剧都或多或少带有人为拖长的白璧之瑕；去年播出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和今年的《梦醒五棵柳》如舍得删削，也会让人提神。至于那些长得令观众发昏的平庸之作，连最喜欢挑毛病的评论家也“懒得说话”了。 鲜明的或隐晦的商业性促进了电视剧在数量上的繁荣，也掀起了“长剧风”。今年这“长剧风”愈发刮得猛烈了。据不完全统计，长篇剧占了全年创作的一半，三十——四十集的就有七、八十部，还有十来部五、六十集，乃至一百集、一百三十多集的，据说一个高层大厦里的故事要拍五十集，某特区的夜空拍一百集，某市市态也要拍一百集；大汉奸吴三桂要拍六十集，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拍个一百几十集也不足为奇了。 平心而论，长剧之中佳作迭出，有些题材也非大篇幅不可，比如《东周列国》、《水浒》和将投拍的《环球华人》。一些电视人的志向才气、胸中丘壑令人敬佩，但有些剧，显然是“财神爷”在后面起作用，东拼西凑，胡编乱侃，强把五集的戏抻成二三十集，就是一坛好酒兑上几缸水也无味了，何况本来就不高明呢。 还是让我们把目光从长剧热门转向中短篇吧。那里的许多有使命感的电视人正在踏踏实实作艺术而不是“玩电视”。据专家预测，今年的中短篇会涌现一批好作品，比如最近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金海岸》，以纪实手法讲述一位打入犯罪团伙全歼罪犯的“当代杨子荣”的故事，情节惊险动人，而全剧不过六集。 现代题材在今年电视剧创作中占有压倒优势。自从《东方时空》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后，这句名言就成了许多电视剧编导的旗帜，十分振奋人心。但如何讲老百姓的故事，怎么讲得让老百姓觉得贴心，也不是喊几声口号就行的，至少眼下华屋丽人酒楼歌厅的热度未见降温。与此同时，历史剧、古装戏仍是今年的重头，大约有一百多部，二、三千集（不包括革命题材的在内）。去年初曾有小说家兼剧作家叹息：老祖宗的箱底快被翻完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箱底又翻出了许多遗宝，翻不到的还可以杜撰、“拾遗”。 今年20集以上的历史大戏除了众所瞩目的《东周列国》、《水浒》之外，已开拍或拟投拍的有《隋唐演义》、《儒林外史》、《鸦片战争》等。此外有讲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讲一代奸臣严嵩的，还有根据民间传说演绎的《白蛇传》、《罗成》、《临水夫人传奇》、《谢缙传奇》、《嫦娥奔月》……琳琅满目，展现了中国历史画卷的多姿多彩。只希望电视人们珍惜老祖宗这些家底，不要糟蹋了宝贵遗产。今年题材撞车尤多，有的属于题材相近，或从不同角度不同阶段表现一个人物，如描写革命领导人叶剑英的电视剧今年就有三部；有的则是结结实实撞在一起，如《朱元璋》和《朱元璋传奇》，（据说两者的区别一是历史正剧，一是戏说）。讲“一代天骄”的也有两部。浙江投拍惩恶扬善的《观音》，广东拍扬善惩恶的《观世音》。刘三姐人美歌美，广西、北京今年就有三部表现这位歌仙的，此外还有三部讲李宗仁先生归来的。在北京，两部描写清末巨商胡雪岩的戏一部已开场，另一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 现实题材在人物、取材上撞车的不多，但现在的模仿、类似的情节人物，千篇一律的动作和说滥了的套话也许令观众更加不耐烦。今年表现城市改革的电视剧有近百部，大部头的不少，从内容简介看，满纸是“经济大潮的冲击”、“人物情感的碰撞”、“人生价值的取向”等说的烂熟的字样。专家们呼吁，千万不要让这些剧中的人戴同样的帽子，穿同样的衣服，讲同样的话，下点功夫，拍出点个性和新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