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是90年代台湾影坛上最重要的导演和编剧。他以《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三部电影佳作享誉影坛。平实的叙事风格，娴熟的电影技巧铺陈着东西文化的冲撞、传统与现代的隔膜，家的解构和重组，呈现出现代都会的特质，形成独特的“新都市电影”。李安的作品秉承了80年代“新电影”的文化品格，又避免了“新电影”中对往事、对历史、对人生、对现实背负下的沉重，注重电影的“娱乐文化”特性，在题材取向和拍摄手法上适应当代观众的需要，并且重塑明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台湾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促进了台湾电影的发展。 李安，1954年10月23日生于台北。1973年，他考进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1974年，获台湾话剧赛大专组最佳演员奖。1975年，他自己编导，摄制了一部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艺专毕业后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又摄制了一部短片《陈妈劝的一天》，纪录渔民陈妈劝和他儿子出海打渔一天的生活。退伍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系导演组就读，在这两年里奠定对戏剧的了解及戏感的确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从此而来。艺专的3年和伊利诺大学的2年，成为日后李安电影创作的基础。1980年，在伊大毕业后，凭着以前的作品《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研究所，并摄制短片《追打》。1981年摄制音乐短片《我爱中国菜》，是一名女子拼命吃中国菜的MTV式短片。 同年摄制配音片《揍艺术家》，讲一名画家为一个漂亮女子画像而被其男友痛打的故事。1982年，因拍摄纽约街头失业演员的求生百态的《荫凉湖畔》而获纽约大学奖学金和1983年台湾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毕业作《分界线》是43分钟的剧情片，获纽约大学学生影展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项奖，被美国大经纪人公司看中，请他签约留下发展。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终于搞清楚，在美国，学生片拍得再精彩也很难有发展机会，现成的好剧本怎么也轮不到新人导演。因而从1988年开始寻求台湾中影公司的支持。 1990年，他创作了电影剧本《推手》，次年，获中影公司投资，并由他自己执导。影片完成后获台北金马奖评审团特别奖和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1993年，他执导了前几年创作的剧作《喜宴》（与冯光远合作编剧），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94年，他编导了《饮食男女》（与王惠玲等合作编剧），不但在台湾获得好评，而且在美国高踞外语片票房纪录之首。 具有文人气质的李安，其作品既能适应外国市场的脾胃，又能在台湾本土稳居商业主流，成为90年代台湾影坛的娇子。 首先，李安的电影创作注重挖掘世界性的题材。这一点，无疑与他的创作态度密切相关。他认为创作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粹由创作角度出发而不考虑观众是否接受；一种是创作中会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能力，而他属于后者。面对西片的充斥和台片市场的凋落，他有意识地表现中国文化的“奇观”——例如“太极推手”，中国书法和烹调技艺等等。这些神秘的令人惊叹的中国艺术无疑是吸引世界的有力手段。 在中国文化奇观的涵盖下，李安电影所表现的核心问题都是“家”，都是在讲述关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家”在现代生存背景下的解构和重塑，以及解构中的挣扎、痛苦。驱动解构的力量是多向的，而李安的首要着力点是东西文化（语言和行为）的隔膜而引起的冲突。 在《推手》中，李安把一个中国的太极拳高手放到美国这样一个他性文化的环境中来组构一个“家”。太极高手老朱退休后被在美国任电脑工程师的独子晓生从大陆接出，因语言不通，整日在家练气调神。洋媳妇苏珊正为创作苦恼，整天面对无法讲一句话的中国公公更觉压力重重。老朱礼拜天到中国学校教太极拳，在这里认识了来自台湾地区的陈老太太，两人彼此都有好感。夹在父亲和洋妻子之间不知如何取舍的儿子想借机撮合两位老人。发现儿子计谋的老朱不想“为老不尊”，毅然离开儿子家，搬到唐人街，去餐馆打工。老板出言不逊赶他走，他用中国功夫摔伤打手和警察。儿子把父亲从警察局接回，但家里的矛盾终究无法解决，老朱最后还是搬出独自单住，并和陈太太重逢…… 在整部作品中，李安着力而又流畅地点出这同一空间中两个被不同文化喂养的个体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例如一开始，慢慢推出的太极手，布鞋，中国书法；金发的美国年轻女人，电脑、电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全然映现。特别是构图上，或者美国媳妇作为中国公公的模糊背景，或者中国公公充作美国媳妇的背景点缀，彼此在似乎协调中的淡漠、客气实际上是无法交流，难以沟通的无奈。接着，朱老替胃痛的洋媳妇看病，导致了更深的误解。洋媳妇的胃出血是因为她自己对公公不信任。在这个家中，文化上的相互不理解，使之彼此间不可能达到信任的程度。 在故事的各种组合元素中，影片的认识价值，是在于将中国文化置于异质文化的容器中，产生知性结果：异族文化的不可融性。发生在朱晓生家中的这场矛盾中，只有妥协和退让，没有文化的相融。 李安的另一部作品《喜宴》在文化交战中的痛苦尤甚，因为问题不是两代人是否共处，而是下代人的变态的家庭结构。同性恋的故事，我们中国人以前几乎很少面对，即使这种现象客观存在，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是被搁置于正常的理解范围以外的。当它作为一种顺理成章的生活现象出现时，我们无法接受。影片的男主角——华人留学生伟同在美国工作后与一位美国男子戴维同居了。而在台湾的父母想着让儿子传宗接代，为儿子的婚事一直愁眉不展。为了应付父母，伟同和一位初旅美国的上海女画家假扮情侣，准备结婚，父母专程飞往美国参加儿子的婚礼。假戏中，女画家有了伟同的骨肉。对此，戴维非常恼怒，事情终于无法掩盖。震惊的父母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事实，但最后只好无奈地加以默认，无奈地离开了这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