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创作中以低级趣味作态媚俗，它们的对象原指一般群众。而大肆穿凿播弄所谓民族文化，意在取悦西方的口胃，这也是一种媚俗，并且正是中国当代电影创作中某种现象。你想走向世界，你想与国际“接轨”，那你就必须是“民族的”、“地方的”，而这种“民族的”、“地方的”，往往是第三世界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必须扬弃或者行将消失掉的，而这正是第一世界的目光所关注的、欣赏的。 由于中国电影也处于欧美视野的“被看”的位置当中，要进军戛纳要进军好莱坞，其实就是要进入西方的视野。如何才能引起西方的关注，如何才能得到西方电影界的首肯，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特别是年轻一代导演颇费踌躇的事。于是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就逐渐形成了某种“国际配方”。 一、奇风异俗满足畸趣。在1985年前后出现的第五代电影探索高潮中，天真年轻艺术家们以为凭他们对电影语言的追求和探索就可以在世界电影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当时被视为划时代开辟新纪元的《黄土地》却在国际电影节上默默无闻，之后的《孩子王》又被戏弄，《边走边唱》也遭冷遇，实事求是地看，陈凯歌的这几部电影比之他后来的几部影片并不见得就逊色，特别是《黄土地》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贡献更是功不可没。就在陈凯歌连连受挫的同时，却传来了《老井》、《红高粱》获大奖的消息，这就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进程。民俗化的创作思路成为电影走向世界的一大诀窍，张艺谋在《红高粱》之后又拍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里畸形的婚恋以及乱伦，《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妻妾成群”，都为他两度获取最佳外语片提名奖立下了赫赫战功。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他又用制造伪民俗来迎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趣味，这就是关于挂灯和封灯这一民俗的编造。我曾经看过他对“伪民俗”这一问题的答辩，显得非常乏力。他认为电影创作可以虚构民俗，不必事事较真，这个问题我们估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制造伪民俗的动机是什么。在中国电影院里，中国的观众对这个伪民俗一笑了之，也不会真信其事，在西方人的眼里就不一样，几乎看过这部片子而又对中国不太了解的西方人一看到灯笼就会发出一种奇怪诡异的笑。西方人无疑把伪民俗当成中国的真民俗了。 二、乡野土人成为景观。《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介入当下状态的新尝试。《二嫫》可以说是《秋菊打官司》的续篇。这两部影片中用的全是土得掉渣的方言，表现的也是愚昧而憨厚的性格，但她们的一举一动、她们所有的“土”都是为那个潜在的“洋”预设的。1994年我在上海参加世纪之交电影研讨会，会上看了《二嫫》，看完以后就有一位北京的影评人告诉我，《二嫫》就是按“国际西方”调制出来的。不久，《二嫫》果然被老外看好，被挑选去参加国际电影节了。 三、“文革”成为政治招贴。90年代初期，面对张艺谋的成功，陈凯歌不得不改辙易弦，回到故事的层面，陈凯歌的妥协实际是对国际口味的妥协。但在《霸王别姬》中陈凯歌如果仅仅把这样一个人戏不分，男女不分的悲剧放在那个旧时代，它就只有文化媚俗而缺少政治媚俗。在《霸王别姬》的下半部，由于文革场面和政治色彩的出现，这部影片除了自身故事的蕴涵外，又加上了政治性的内涵。由于目的荒诞和传播的变异，在西方人的眼里已形成了某种文化（或可称小红书文化），是一种带有观赏性的政治文化景观。在张艺谋的《活着》里面，福贵的作为人生悲剧的艺术氛围被冲淡，而文革的场景和过程成为主体，但这种对“文革”的表现又是漫画式了的，完全是为了展览而作的简单的小品式的编排。《活着》后来在国外受到了好评，说明政治媚俗获得某种成功。记得《活着》在北京试映时，笔者发现电影院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在电影结束后给予了异常热烈的掌声，而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三四十岁的人却感到“文革”的故事被讲得幼稚得可笑。文革被作为作态“媚俗”来展现已成为一种流行套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能免俗，所幸的是这部电影自身的非意识形态特性使它的青春状态淹没了政治意味。 四、方言怪语成时尚。这几年导演们为了能让影片有猎奇性，可谓全方位的出击，语言也费尽心机使之古怪起来，《秋菊打官司》里用了陕西方言，周晓文的《二嫫》紧步后尘，李少红在《红粉》里用吴语，而胡雪桦的《兰陵王》则干脆“发明”了一种部落语言。从制造伪民俗到制造方言，中国电影“进步”得如此迅速可见一斑。1995年的中国影坛出现了一部很古怪的电影，这就是耗费巨资拍摄而成的《红樱桃》。《红樱桃》出现，说明中国电影导演已经会利用政治特有的商业价值了，除了它的媚俗性不谈，最奇怪的便是它的语言，整部电影的对白除了楚楚痛说革命家史那一段是用中文外，其它的语言居然全是用俄语说出来的，而汉语与英语同样享受打字幕的待遇。这实际上说明了导演们对汉语的不自信，潜意识里是对当下汉文化的自卑心理。照此下去，出现一部中国人讲英语而汉语成为字幕的电影将不会是新闻，因为这样更易于与国际“接轨”，而省去了翻译过程中信息的损耗，且有助于国人学习外语。 电影的此种“媚俗”原因非常复杂，它对中国电影的得失这里也不想作详细探讨。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早期是为了攀登世界电影高峰，那今天更是受制于金钱这根魔棒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电影的商品属性不明晰，而今天电影的票房价值谁也不能忽略。而出口转内销是最好的捷径：先在国外得奖或受注目，然后返回国内，名利双收。想成事者似乎都逃不了这个怪圈。倘能成功也不枉为作态一场，可悲的若最终成不了正果。对得起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