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宣教电影（1949-1976） 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电影走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道路。建国之初，有一批来自解放区的文艺骨干，以增强电影创作队伍的革命成分。他们是水华、崔嵬、成荫、凌子风、沙蒙、王家乙等。他们朝气蓬勃、带着革命激情和多年战斗经历进入电影厂。那时虽然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框框”、“条条”还不多，“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论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是凭着自己的革命观念进行创作。影片的创作水平不高，这些“半路出家”的导演的艺术手法也很简单，但作品的生活气息浓厚，较质朴地表达了革命情感。《桥》、《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赵一曼》等20多部新故事片于1951年3 月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新片展览月”。那时全国刚解放，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对革命和战斗非常向往，这批影片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国电影的又一兴旺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 我国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中，政治生活中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就要搞批判，批判的对象首先是文艺，是电影。因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些批判是批“右”的，所以每批一次，电影就“左”一些，越批越“左”。 1951年初，在电影界开始了“内部”和公开的批评活动。 “内部”，首当其冲的是成荫。他在1950年拍了一部《荣誉属于谁？》（后改名为《在前进的道路上》），刚拍完就被“枪毙”了，因为“上边”指出有严重问题。当时各级领导和创作者都很紧张，不知道“上边”所说的“严重”问题是什么，又不能不表态，只好胡批一阵，成荫也胡改一阵，终于在改了片名后勉强通过了。几年之后，传达了关于“高、饶事件”的文件，才知道问题是出在片名《荣誉属于谁？》与高岗的一篇文章题目相同，就被挂到“高饶集团”的线上了。这真是“祸从天降”。从此，成荫和大家都知道拍电影很容易犯政治错误，不可不万分谨慎。所以成荫有一句名言：“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越来越多的批判，使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产生了与成荫同样的心态。 公开批评的锋芒则指向“私营厂”的影片。先是针对《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接着是大规模的《武训传》批判。发动全国数亿人民，大张旗鼓地、旷日持久地围剿一部影片，实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这一批判，对电影创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据电影局的统计，当时我们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国，1951年只生产了半部影片《鬼话》（只有三本），电影创作立即跌入到“低潮期”。 在建国之后的“十七年”间，电影的领导层存在着“政工派”与“专家派”的分歧。“政工派”又可称“鹰派”、“强硬派”，他们爱说“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强调党的领导，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每次批判运动都是政工派领导的。“专家派”又可称“鸽派”或“温和派”，他们强调“艺术规律”、“电影特性”，主张实行温和政策。 《武训传》被批判后，创作人员惶恐不安，电影创作状况十分萧条。运动的冲击波过后，“专家派”的领导便出来“落实政策”，稳定人员。他们经常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他们强调“文艺的特征是形象思维”，主张题材应当广泛，艺术家“有选择题材和表现形式与风格的自由”等，慢慢鼓起创作的劲头。1952年年度生产故事片4部，到1956 年缓慢地增加到42部。这期间的优秀影片有《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铁道游击队》、《祝福》等。一望可知，除了一部改编鲁迅的作品之外，清一色的“战斗片”。这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工农兵题材”和只能表现“英雄人物”的结果：题材单一。 1956年本来可能有一次转机，那是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电影界的思想和情绪空前活跃，上海的一些老导演也组织了“五花社”、“五老社”等创作自由组合，长影、北影也都活跃起来。他们对“题材多样化”、“样式多样化”十分赞成，并立即付诸创作实践。题材方面有《秋翁遇仙记》等古装片；《悬崖》、《上海姑娘》、《生活的浪花》、《青春的脚步》等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的工作和爱情的影片；样式方面，出现了《未完成的喜剧》、《球场风波》等讽刺喜剧片，讽刺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这时电影正处于上升时期，如无特殊的灾害，1957年后可能是“黄金时代”。 但是，大家都没有料到：“双百”方针竟被当作“钓鱼政策”和“引蛇出洞”的诱饵！1957年开展风暴式的“反右派斗争”，使一些最活跃的有志之士被划为“右派”，如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剧作家王震之、海默等，导演吴永刚、白沉、沙蒙、郭维、吕班等，演员吴茵、方化、项堃等。没有划为右派，但受到严重批判的人更多。这次运动使创作队伍大伤元气，创作情绪大受挫折。一次可能的创作高潮，被扼杀在摇篮里。 “专家派”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机，又来落实政策，安定民心，并鼓舞起创作热情。他们强调要讲艺术质量，要注意题材样式的多样化，路子要越来越宽，同时切实地组织创作力量，终于在1959年国庆献礼时推出了35部“献礼片”，这便是建国以来第二次繁荣期。这批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是《青春之歌》、《红旗谱》、《林则徐》、《风暴》、《林家铺子》、《五朵金花》、《老兵新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