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本文对陈凯歌、李安两位地域、生活背景、艺术风格不同，然而取得了相同成功的艺术家作了比较，认为他们在思想内蕴、艺术表现、样式选择上的内在一致性是文化的使命感、文化根意识及文化的市场观念。 关键词 文化比较 电影作品 文化市场 把陈凯歌、李安放在一起比较，让人似乎觉得有些拉扯。陈是80年代涌现的大陆第5代导演，而李是90年代才走红，继侯孝贤、 杨德昌之后的台湾“新生代导演”，相当于大陆的“5代后”或“第6代”导演，可算作两代人了；而且，陈凯歌的5部作品（《黄土地》、 《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表现的是本土文化，而李安的3部作品中有2部（《推手》《喜宴》）表现的是“移民文化”，两者似乎风马牛。 但是，以下几点情况引起了我们进行比较的兴趣：一是陈、李作品都有触目的文化格调和意蕴，反思中国文化的意识十分明显，共同表现了在走向新世纪、走向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时刻海峡两岸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关注。二是他们的努力都获得了成功，陈凯歌被100 多位国际影评人士公认为“世界上20位属于未来的导演”之一，李安虽崭露头角，却已引起美国和海峡两岸影坛的广泛好评与高度重视。尤其是1993 年2月，《喜宴》获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接着5月， 《霸王别姬》获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两人作品不但获得国际影坛专家的推崇，而且又都获得观众的认可，取得可观的票房价值。三是他们的作品从文化的视域，确实大有可比的地方，从中可以让我们看到成功作品背后某些必然的东西。 一 纵观陈凯歌的创作，可以看出，从影开始，他就抱着自觉、强烈的文化意识，在作品中追寻对中国文化的抽象与探究。他目的明确、思路清晰，并且持之以恒。自觉的文化视角、文化思考以及与之相连的忧患意识，是他创作中主体文化态度的两个突出特征。 1984年，当中国文坛“文化寻根”还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陈凯歌的《黄土地》就以成熟的文化反思震动海外。其作品独特的镜语给中国银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音画：绵延无垠的黄土山梁、繁复的迎亲叩拜、木头鱼、面对上苍的祈雨，以及悠扬哀伤的信天游……连同后来的《孩子王》、《大阅兵》、《边走边唱》、《霸王别姬》，10年来陈凯歌始终坚持镜头的文化选择，即透过画面中人物生活等具体的、表层的物质和习俗去追寻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观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翠巧爹对黄土地、老天爷的敬畏、虔诚中，在他对待女儿婚嫁的态度中；在琴师对待命运的挣扎中；在孩子王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山上有座庙”的民谣中；还有程蝶衣的“自刎”、段小楼的“认罪揭发”中，陈凯歌执着地挖掘民族文化的“心”的层面——民族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生活情趣、价值观念。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选择和思路，他说：在社会生活的表现里，“包含着我们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中所有的优点和弊病……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 陈凯歌的文化选择，与他的文化背景、基础文明分不开。家学的渊源、浸染和他勤奋的自学，使他成为第5 代导演中公认的学有根底的渊博人物。他承认：“我自幼确实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以我人生体验的形式，在我的影片中做出表达。”〔2〕 和陈凯歌自觉的文化选择相联系的另外重要方面就是主体的使命感、自省精神及由此而生的忧患意识。亲历动乱与磨难的“知青”人生，父辈对祖国、人民的赤忱，个体严肃、理智、坚韧的性格形成了他以祖国、民族、艺术为己任的思想信念。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需要这样一群有责任感的人……不断地对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责难和改进的办法，执着地提倡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3〕同时，他又时时严厉解剖自己，在《少年凯歌》中，他把自己“送上审判台”，“承担责任”，他主张象古代大儒，把“修身”放在首位，肃整自己。正是这种对社会和自我的双重批判，“原罪”般的责任感与自省，使他的作品一直凝聚着他特有的忧患意识与色彩。他通过翠巧一家、老琴师、孩子王及程蝶衣、段小楼，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人的生存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与焦虑——对农民生存及心理负面的忧伤，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否定，对中国人命运观的思考，对中国艺术（京剧）及其人性的观照。他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作品中深沉的、广泛的忧患意识又有着现实的因子，他痛感：“我们现在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表现着精神上的负增长——精神的贫乏、茫然和无所求……对于我们国家文化上的这种严重危机，我是非常忧虑的。”〔4〕缺乏文化的现实忧虑与他视域深广的文化思考、忧患意识互为因果，互相深化。他的忧患不仅是对传统的，也是对现代的；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具体的，但其根本的视点是文化的和针对文化的。 在主体文化态度上，李安与陈凯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是，李安的作品也表现了高度自觉的文化观照；不同的是，李安在作品中表达的不是忧患，而是关注。迄今李安出品的3部作品《推手》、 《喜宴》、《饮食男女》都有着明确的文化指向和文化立意。《推手》写大陆退休的太极拳教练到美国后，与儿子的美国媳妇的矛盾、纠葛与误会，并且在“推手”中寻求生存感觉的过程。《喜宴》写台湾退休的师长夫妇到美国为儿子伟同操办婚姻，儿子却在搞同性恋，由此而生出的种种波折。《饮食男女》写退休的名厨师朱先生与三个女儿围绕“食欲”“情欲”的聚散。作者的文化意识十分明显，特别是前两部作品用镜头语言直接铺陈了许多中国文化和作为对立面的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推手》中的中国布鞋、书法与美国电脑、电视；太极拳与美式早操；《喜宴》中西式证婚与中国喜宴；高伟同与同性恋伙伴用美式对讲电影耳语“I love you”和中国“闹房”习俗，盼望传宗接代的种种吉语与禁忌……这些都明确导引出作者的“文化选择”——观照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以及冲突中家庭、婚姻、人性的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在主题上，我关切家庭问题和新旧冲突……是有关人性共同的问题。”〔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