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们”（影片中叫“马晓军们”）活得极潇洒，极惬意！他们住在军队大院里，父辈是当时极受全社会尊敬（还有点儿敬畏）和艳羡的“支左”的解放军，自己是根正苗壮的“红五类”。那时，长他们几岁的人，一部分“接受再教育”去了农村，一部分如愿以偿，颇为幸运地进了军营，因此，北京城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地疾驰着自行车从街市上呼啸而过；他们愿意上学就上学，不愿意上学就不上学；课堂上，他们随心所欲地耍笑老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别人上课，他们无忌地破门而入而又跳窗而出；他们蛮横地威胁老师，迫使老师忍气吞声、屈辱地就范；他们恣意地玩撬门破锁、“拍女孩”、打群架的游戏……这种潇洒和惬意，沉淀、凝结为“姜文们”的记忆。“屁股决定脑袋”，应该说，对于“姜文们”来说，这种记忆是真实的，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得来的，是有根有据的。这种记忆由于“姜文们”日后的“劫后辉煌”（成了明星式的“作家”、“艺术家”），而没有经受命运的诘难和理性与良知的拷问，从而变得更加坚执和缺乏自省。记忆就是态度，“姜文们”的记忆就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姜文们”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人一厢情愿地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黑色幽默”，并非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对此善良友好的议论，连“姜文们”自己都不敢苟同。不信，请读姜文自己几次关于此片的谈话。 另外，最要紧的是从“文本”出发，忠于自己的艺术欣赏感觉，我建议坚持此议的朋友再认真地看一遍这个片子。 与“姜文们”的记忆相反，在广大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绝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恶梦联翩的凄风苦雨。在他们的记忆中，至今还萦绕着当年被抄家、被绑架的砸门声、叫骂声，至今还镌镂着当年被批斗、被殴打的泪痕与血印；他们曾揪心而又惊悸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同事的书籍、文稿与国家的文物一起被抛入火堆，化为灰烬，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师友、亲朋被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揪斗、游街；他们曾痛心疾首地目睹自己的同学、同事倒毙于“文攻武卫”的弹雨中；他们曾三番五回地被关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没完没了违心地写反省交待，检举揭发材料；他们曾迷惘而又痛心地面对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市场萧索；他们曾离妻（夫）别子（女），步履维艰地跋涉在“五七道路”、“六二六道路”上，把沉重的叹息和思考抛在了曾经以为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应该说，与“姜文们”的记忆一样，广大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的记忆也是真实的，也是他们的命运与遭遇赋予他们的。但是，这截然相反的两种记忆，究竟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历史呢？或者说，究竟哪一种才能无私无情地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是非呢？ 我认为，凡是能够无私无情地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是非的郑重的记忆，都是深切体验与超越自我的统一的结果。它不仅仅是记忆拥有者亲身经历的沉淀与凝结，而且，更是记忆拥有者良知的勃发，理性的升华，更是记忆拥有者的亲身经历在良知与理性的拷问下，对超越个人遭遇的民族命运与民族记忆的认同和尊重。我想，“姜文们”应该与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一起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与理性，叩问一下民族的命运与民族的记忆。这种拷问与叩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们”用自己的并非伪造的灿烂记忆，在抹煞、篡改着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在粉饰、伪造着“文化大革命”那黑暗、荒唐、耻辱的历史！ 如此结论，“姜文们”以为然否？在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国大地风雨如晦，地火奔突（连边陲小城都如此，更何况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北京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日甚一日的倒行逆施的仇恨与不满在日甚一日地增长，逐渐由“地下”涌上“地表”。他们偷读“手抄本”，传播“小道消息”、“政治谣言”，抨议“红墙里的秘密”，焦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后肩并肩手挽手地走向风雷激荡的天安门广场，把“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与火山口，敲响了它们覆灭与垮台的丧钟。 但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种时代大气候的风云一丝一缕也没有飘入“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完全隔绝于这种时代的大气候。如此说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展示的环境是不够真实、不够典型的。“姜文们”用具体环境的真实描写来抹煞时代氛围，从而完成了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读。 如此看法，“姜文们”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