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铁与血浇筑了冰冷的青铜雕像,用以回味和纪念。雄视古今的高傲的战神无言地表述着对屈服者的蔑视和对胜利者的礼赞。时至今日,血腥残酷的记忆尚未泯灭人类心灵深处的良知。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人类兴衰演进的历史中不断重复着这两大主题。战争的阴影追随着和平,而和平的歌舞却在尽力淡化着战争的存在。 电影面对这一大主题作出过何种反应呢? 在我们的印象里,战争的确具有种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面孔。在人生舞台上,它能体现悲剧的惨淡与辉煌,也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个又一个饱蘸人类痛苦记忆的诸多荒谬行为;同时,它也是培植人类勇敢、自卫、牺牲精神、进取意识、冒险行为的温床,具有一股惊天地、感鬼神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任何一种毁灭都十分自然地带有悲剧的本真意味,而战争就是一出有关毁灭的寓言。应当说,这一切在以往的银幕创作中,均得到了生动而有力的表现。战火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与狂人、勇士与恶棍们的经历,无疑构成了电影,尤其是战争片的天然素材。战争不仅造就了凯撒、拿破伦、巴顿、海明威、沃勒,也造就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经久不衰片种。漫长悠久的人类战争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分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观。电影得益于这一景观,又创造出另一荡人心魄的新世界来。战争电影在不断再现人类历史上一幕幕不幸的悲惨时刻的同时,它还与流行于人世间的自豪感、时局的动荡突变、无法预见自天而降的惨祸、万般无奈的绝望情绪等内容相结缘。好莱坞的战争神话为我们揭示的正是这一点。本文所游历的正是美国战争电影发展的大致行程,一个基本的轨迹。 一、艺术与道具:涂抹的轮廓 电影史告诉我们,“梦幻工厂”好莱坞并非世外桃源。它的运行轨迹基本上附着于一个国家的利益和这个国家民众的趣味。在战争片领域里尤为如此,一旦这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卷入战争,好莱坞的反应绝非超凡脱俗。这一“梦幻工厂”的法律无法保证电影时时沉浸于制造梦幻的甜蜜之中,战火甚至时时会拂去撩拨人心的浪漫情怀。 综观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的战争电影,我们发现它的创作一直恪守着一条准则——战争正酣之际,电影服从于战争的最高目的,即,激励国民的斗志,鼓舞军人士气,以使举国上下一心,军民同仇敌忾,投身于爱国行动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指向几乎是固定的,其旨意再也单纯不过,那就是要强调影片的教化作用。在艺术与道具之间,非常时期的现实往往会让电影沦为后者,即便不符合或是违逆了艺术规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电影从未主宰过一个时代,它常常以充当道具的形式来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并非唯独美国如此。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影都记录了自己的国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日本电影在二战期间也推出了一大批强调教化作用,为其行为进行辩护的作品。黑泽明于战时拍摄的《姿三四郎》这部轰动一时的影片,很明显是迎合了当时日本的国家利益。有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电影就曾受制于政府与军方的“国策宣传电影”的要求,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类似的情况可谓不胜枚举。 一般说来,这一类影片的目的在于使观众接受一种观念,即,他们为了正义而投入战争,他们在前线的子弟勇武顽强,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残忍凶恶而又卑鄙。当大后方也能隐约听到隆隆炮声时,这种观念是极富于磁性的。 有趣的是,经历了由热而冷的战火洗礼之后,战争电影的发展几乎是十分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推出了为数不多但影响较大的影片。如果说开战之初影片大多推崇热血沸腾的狂热情绪,那么,在战争的尾声里,尤其是在战火的余烬中,一般的作品则大多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战争展开一番冷静的反思,让人们理性地面对即将结束或已经结束的战争经历。在这里,几乎再也找不到往日的战争影片所推崇的那种甜蜜的浪漫情调。这里潜隐着电影对充当道具的某种反叛?!战争不再仅只是这样或那样的单纯事件,它已具备了一副魔鬼的嘴脸。从讴歌战争到反思和谴责战争,战争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正、反两面的双重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所有战争题材文艺作品的共同主题。 是揭露谴责战争,还是颂扬赞美战争。战争片一直在二者之间摇摆着,有时倾向于前者,有时则迷恋于后者,或者有时二者兼而有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马基雅维利的名言流传至今依然有效;而战争片是社会政治的道具,却也是不易否定的现实。电影在战争的双重性格中摇摆着,也在自己的两个天地——艺术与道具之间踟蹰徘徊着。从一、二次世界大战起,直至美国在越南扮演的战争角色引起广泛的非议,这种摇摆徘徊局面仍在持续之中。到了70年代,超级大国之间展开核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再是神话,世界日渐被笼罩于一片毁灭性威胁之中。可以说这一现实彻底地改变了电影观众对待战争乃至战争电影的看法。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不管战争披上何等美丽的外衣,也不管如何为它定性,即,正义或非正义,它的直接而具体的结果是人类的毁灭性灾难。这一反战主题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共鸣与认同。好莱坞的上帝们向战争电影的道具性发出了挑战,并对其艺术的走向指定了一个方向——反战。颇识时务的好莱坞在这种时候十分热衷于表现战争的另一面,即,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年轻人和亲眼目睹了战争创痕的一代人而言,战争永远不可能是甜蜜的。它几乎以没有个性的个性适应了观众心绪变化,并为其历久不衰的片种调出了时新的颜色。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此时的电影已经摆脱了道具的本色,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它又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具?或者它从来就具有道具与艺术相关联的双重特性?是不是战争的特性决定了它作为载体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