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公开放映世界上最早的几部短片，宣告了电影的正式诞生。翌年8月， 一位法国商人便将这种新奇玩意带到当时还是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上海来放映，人们在白色幕布上第一次看到活动照相及异国风光，甚为稀奇，称之为“西洋电光影戏”。之后又有美国人、西班牙人相继来华放映电影，就这样，电影传入了中国。 十年后的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萌生了自己摄制电影的念头。他购得一架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和一些胶卷，在其助手刘仲伦协助下，在露天院子拍摄了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表演《定军山》的三段武场戏，这便是中国人自己亲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历史的开端。由此至今，中国电影已走过了九十年的历程，留下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这期间，共摄制了约4600部故事片和戏曲片，这些影片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从而折射出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历史及文化变革的面貌。 中国九十年的电影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早期电影（1905—1931）。这一时期的前十几年，是一批先驱者摄制电影的尝试期。如郑正秋与张石川编导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黎民伟自导自演的《庄子试妻》中，由他夫人严珊珊扮演使女一角，打破了当时戏剧及电影里女角由男性饰演的传统。《黑籍冤魂》是将文明新戏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掷果缘》则是当时喜剧短片的代表作。这一时期共拍摄了50多部短故事片，经过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到1921年终于拍摄出了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任彭年导演的《阎瑞生》，但都宇导演的《海誓》，管海峰导演的《红粉骷髅》。它们标志着中国电影由蹒跚学步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1923年明星公司的郑正秋与张石川编导的《孤儿救祖记》，在艺术上和票房上获得的极大成功，标示着电影已被承认为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赚钱的企业。于是新的影片公司纷纷成立，在二十几年间，上海涌现出了一百多家电影公司，并拍摄出了大量影片，在艺术上亦有诸多探索，二十年代中期呈现出电影业自由竞争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还出现了两种类型片畸形发展的热潮。首先是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根据民间故事拍摄了一批古装片，如《梁祝痛史》等受到欢迎，营业极佳，于是其他公司起而效尤，先后拍出了《白蛇传》、《孟姜女》、《西厢记》等一大批古装片，一时间蔚为风气，形成了这一类型片的热潮。1928年，明星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在市民观众中引起新的轰动，该公司便连续拍了18集之多，于是又形成了一股争拍武侠神怪片的热潮。 当时上海50 多家公司共拍摄了250多部武侠神怪类型片。这一畸形发展现象，映照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小市民阶层苦闷和徬徨的心态；也反映了电影市场激烈竞争的状况。 另外，有声电影的研制试验也在这时开始进行。《歌女红牡丹》就是首试成功的蜡盘发音有声片，接着又完成了第一部在片上发音的有声片《旧时京华》。这预示着中国电影的有声时代就要来临。 三十年代左翼电影（1932—1937）。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时期。由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空前高涨，民族危机呼唤电影面向时代。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左翼文艺工作者参加明星、联华、艺华等电影公司直接创作电影剧本，领导左翼电影运动，使中国电影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便出现了《神女》、《春蚕》、《都会的早晨》等一批无声电影艺术的杰作；同时，以《桃李劫》为标志，对有声电影艺术的探索和提高取得很大成就，拍出了如《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等一批优秀有声片；尤其出现了《马路天使》这样经典性的电影精品。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由于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富于才华的进步电影艺术家，如程步高、卜万苍、洪深、史东山、孙瑜、蔡楚生、费穆、吴永刚、阮玲玉、胡蝶、周璇、赵丹、金焰、白杨、金山等，总之，这一时期从艺术家到电影作品，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八年抗战电影（1937—1945）。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电影艺术家与其他文化战士一样，发扬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传统，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创作了一部部鼓舞民众奋起抗日救国的电影作品，在大后方形成了一股充溢炽烈时代精神的抗战电影潮流。这一时期的电影内容由过去以阶级矛盾为主流，转变为完全以民族矛盾为主流的阶段。弘扬爱国主义，表现民族奋起抗日，成为当时电影创作的主旋律。 由于日本很快侵占京津沪宁，局势进一步恶化，电影工作者由上海撤退到武汉，再撤至重庆或香港，以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为基地，开展了大后方抗战电影的拍摄。如阳翰笙、史东山、田汉、何非光、孙瑜、沈西苓等编导了《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日本间谍》、《保卫我们的土地》、《还我故乡》、《东亚之光》、《中华儿女》等一系列抗战电影作品，蔡楚生与司徒慧敏在香港编导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等影片。香港电影界同仁李枫、卢敦、苏怡等也创作出了《民族的吼声》、《小广东》、《小老虎》等影片。 上海租界区成为“孤岛”以后，那里的电影制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他们的制片以赤裸裸的营利为目的，不择手段地迎合“孤岛”民众心情苦闷、寻求感官刺激的需要，先后泛起了神怪、武侠、恐怖、古装片的浪潮。同时，也有如欧阳予倩、阿英、于伶等一些文化志士，在逆境中坚持创作《木兰从军》、《花溅泪》、《葛嫩娘》等弘扬民族气节的电影作品，鼓舞大众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