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电影的百年发展史上，战争片始终保持着兴盛不衰的显赫记录，好莱坞是如此，英法等国是如此，就连起步较晚的中国电影也不例外。而中国的战争片，无论是它的数量，还是它的艺术质量（或生命力），或者是它在观众中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便是抗战题材影片的创作——因了这一题材的全民族性，也因了这一场战争的残酷、悲壮、辉煌以及它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心理方面所留下的创伤与沉重记忆，所以在讨论中国电影或中国战争片的历史发展景况时，也就不能不谈及抗战题材故事片的过去与现在。 一 中国电影虽则具有“舶来”的色彩，但它一进入中国，便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不可避免地纳入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轨道。尤其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进步的中国电影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器”。这正如毛泽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2年所说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又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作为战时文艺思想的鲜明体现，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不仅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进步电影创作中获得了具体贯彻，而且在战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被规定为电影创作的基本方针——不言而喻，其中也包括了抗战题材的故事片创作。 众所周知，早在三十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觊觎与蚕食，而在“华北事变”后，侵略的魔爪便伸向了更为广阔的土地。也正是在这种国破山河碎的严峻背景下，诞生了“国防电影”的口号，它要求“最前线的电影艺术”承担起拯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任务——不管后人如何争议这一口号的是非曲直，我们有理由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在“国防电影”的旗帜下，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具有很高历史地位的电影作品，如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这两部影片虽不是那种旗帜鲜明的抗战题材，但作品均以“小人物”的命运为中心，涉及到了外患内乱背景下的三十年代青年的苦闷与徬徨。 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的黑暗与腐败，“国防电影”大都采取揭露社会矛盾、评击现实弊端，并以此唤醒民心的故事方式，而对于日本侵略者的鞭挞只能诉诸寓言式的影射，如沈浮、费穆合作的《狼山喋血记》便以“狼”暗喻侵略者，其中发出了“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的坚强声音；又如吴永刚编导的《壮志凌云》，其故事内容本就是传达全民族抗战的，但当局的腐败无能却不允许在影片中出现“日本帝国主义”的字眼，于是只能以含混的“匪贼”来表达，好在当时的观众可以领会诸如此类的暗喻或影射。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转移到内地的电影工作者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统一到了如何以电影为武器抗击侵略者的题材领域。首当其冲的便是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影片表现了一个家庭从“九·一八”到“八·一三”所经历的生活磨难，从而暴露了侵略者的罪恶本性，鞭挞了民族败类，激励民众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土地”。另一部拥有“轰动效应”的抗战影片，则是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抗战题材的战争片：它是依据爱国将领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在沪战中坚守阵地的真实事件创作的，领衔主演的则是袁牧之与陈波儿，作品诚挚地讴歌了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敌英雄气概（这一特别的题材内容以后多次出现在其他抗战影片中，直到七十年代，台湾影界又重拍了这部影片，由柯俊雄与林青霞主演）。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进步电影艺术家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投降而歇息对于抗战题材影片的创作热情，相反，出于对战争的更深理解及对电影艺术本身的日趋成熟的掌握，这一题材领域的影片创作在质量上呈显出相当卓著的势头，其中不仅注意到了人物的个性化刻画，而且还倾注艺术家们的冷静而犀利的思索，如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又如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前者以两个救亡演剧队员的经历为线索，艺术地概括了全面抗战的艰辛旅程，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时与战后国统区人民的生存景况，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及战后劫收发财的丑恶行径。而后者则以几个不同人物的塑造，表现了战时状态下的社会分化及精神走向，其中还隐含着敏锐的民族命运质疑，即所谓“天真的亮了吗？”影片放映后曾创下三个月不衰的记录，这记录所体现的不就是一种“道”、或一种民心吗？ 二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抗战题材影片（特别是抗战题材战争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而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是战时环境的动荡，二是整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极端落后及文化事业的衰败，三是因了战争距离太近的缘故，艺术家们还难以诉诸多元的探索或冷静的思考……但随着安定的社会局面的来临，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热潮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较早创作的一批抗战题材影片所表现的，基本上都是党领导下的抗战业绩及那些不屈不挠的抗日英雄人物，如《吕梁英雄》、《赵一曼》、《中华女儿》、《上饶集中营》等。在整个抗战历程中，鉴于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游击战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主要对敌作战方式，而这一特色也在建国后的抗战题材影片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这些影片热情歌颂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党领导的武工队的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打击侵略者的饱满热情；这些影片始终贯彻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并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文艺观点得到了实现。这些影片真实质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那种从特定历史氛围中升腾起来的，激励人民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但从另一侧面审视，这些影片又不乏模式化或单一化的创作倾向，在表达战争生活的丰富性及人物个性的复杂性方面，也显得比较单薄划一，且因艺术提炼的乏力而带有某种功利的再现色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