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电影叙事；叙述人类型；多重声 所谓“多重声”叙述，亦即多个“我”者叙述，是指那种虽然以人物“我”作影片本文的叙述人，但并非像画外或画内的“我”那样由单独一个“我”者视角贯穿到底，而是有好几个“我”者视角，共同承担着本文的叙事。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黑泽明的《罗生门》、曼凯维奇的《慧星美人》是这种叙述方式的典型范本，谢晋的《天云山传奇》也可以视为这种叙述方式运用的一个典型。 “多重声”我者叙述，其基本特征是它叙述上的多视角性。在“多重声”我者叙述方式中，虽然可能有一个结构性主要视角，如《罗生门》中卖柴人的叙述视角，《天云山传奇》中宋薇的视角，但这一视角并不能替代或取消其他视角的叙述。或者说，正是由于多个叙述视角的共存，才赋予本文以特定的叙事结构和叙述风格。例如，《罗生门》中，不同的叙述人的叙述，使同一个事件具有了不同的叙述风貌（4 个叙述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有利于自我形象的故事），每一种讲述都给故事本文提供出新的叙述指向和新的信息范围，因此它们各自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天云山传奇》讲的是一个英雄落难的故事，在三个女性的“我”者视角中，周瑜贞叙述了罗群的现状（故事的最近状态，接近高潮点），宋薇的追忆叙述了自己和罗群从相爱到分手的发生在过去的往事，冯晴岚的叙述则讲述了宋薇离开罗群后，自己和罗群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故事。三个人的叙述，各有各的视角，各自提供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叙述天地，共同构筑和刻画了罗群的生活故事和坎坷经历，同时也折射出三个女性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人生信念和性格特征。其中宋薇的视角是主视角，她不但作为追忆往事的叙述人，而且作为本文叙述结构的支点而发挥作用。如冯晴岚的叙述是通过宋薇的反映（读信）视点而实施的，周瑜贞的叙述也是以宋薇为对象（听述人）而讲述的。但这同样并不说明宋薇的叙述能替代或消解周、冯的叙述。因为后二者的叙述具有自己的特定观照点，这恰恰是宋薇所不具备因而也不能叙述的故事层面（这不光指所述内容，而且包括叙述的语气、态度和评价）。 从叙述功能上讲，“多重声”我者叙述促使本文“讲述”脱离因果式叙述的线型链条，而朝着叙述的横断面上展开，也就是说，“多重声”叙述使故事在事件的某一核点上得到垂直向度上的圆照性聚焦。因此，这种叙述方式常能使本文叙述具有一种“虚虚实实”的张力，一种发散的不确定的叙述指向，从而造成本文意义理解上的多义性与不确定性。这无疑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参与本文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在影片本文的“多重”叙述声音中，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权威的、现成的有关故事的涵义、寓意或结局的明确答案，故事究竟讲述了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多重声音的背后隐含着什么，都要靠观众自己去比照，去琢磨，去思考，去下判断。就此而言，可以说“多重声”叙述是一种最富于“民主性”、“公平性”和“对话性”的叙述方式（自然这也只能是从叙述人的中介角度，而且是比较而言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1.同事异说 “多重声”我者叙述往往围绕着同一个事件（本事）展开叙述，而各自又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叙述。这种视角又可具体分为：侧重于客观“追述”的人物限定视角——接近于画外“我”者叙述特征，侧重于主观“重构”的人物限定视角——接近于画内“我”者叙述特征的两个类型。这就必然形成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同一种态势）的不同讲述风貌。所谓“同事异说”，即指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讲述”所带来的叙述上的差异性。 《罗生门》中，事件的核点是：武士武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自杀的？他杀的？是真砂用匕首刺杀的？还是决斗中被多襄丸杀死的？围绕着这一核点，不同叙述形成了差异。其叙述上的差异性属于一种“主观重构”叙述类型，差异主要是由于叙述上的主观取舍态度而造成的，即各个叙述人为了使“我”自己的形象显得高大、不失面子，而编造出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故事情节风貌。《天云山传奇》中的叙述差异性，则主要来自外部客观条件的限定所带来的人物视角的差别。影片的事件核点是：罗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围绕着这一核点，三个女性各自陈述了自己与他的相处和对他的看法。这里的叙述差异和不同看法不是叙述人的主观编造，而是事件——人物的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讲述和补充。冯晴岚所讲述的故事是宋薇所不可能讲述的，宋薇对自己与罗群从恋爱到分手的回述，也是周瑜贞所不可能了解的。比较而言，《罗生门》的多种叙述造成对事件（本事）面目的多种解释，使观众始终不能断定究竟谁讲述的是事实真相，突出了故事的多义性。《天云山传奇》的多元叙述则在于通过叙述差异所造成的相异相补，缀合出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同时在“追述”的过程中，突出了叙述的反思性。“同事异说”表明了“多重声”我者叙述的对比或对照性叙述张力。 2.主观中的客观 “多重声”我者叙述没有一个权威的“全知”视角，每个叙述人都是以一种限定性的人物视角来展开叙述的（尽管有叙述层次上的划分，如卖柴人的视角、宋薇的视角处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因此，每一种叙述都涂抹上了一层主观色彩。就此而言，它们与画内“我”者叙述是相通的。然而，由于这里的“主观”叙述不是一个统一的视角，而是多个不同的“我”者叙述，因此，它们在文本意义上的作用又不同于画内“我”者叙述。如《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给我们提供的那个特定的、以一贯之的叙述视角，在“多重声”这里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多个“我”者叙述在本文建构中以一种“多声轮唱”的方式，使观照视角处在一种流动转换、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这使本文叙述的权威性由一统变为多声而受到削弱，进而营构出本文语义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断生长性。另一方面，从多个叙述声音的比较中，又能够获得一种相对而言的“客观性”。譬如从《罗生门》的众多叙述的“主观性”中，我们能够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叙述人都在编织谎言。从《公民凯恩》众人对凯恩的或褒或贬的描述中，作为观众的我们能得到相对全面的对凯恩的看法。这种把本文语义结构的权力直接下放到观众手中，让观众通过对多个叙述人及其叙述声音的比照，去品味，去估价，去判断故事的含义与指向的叙述方式，无疑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听述者”（观众）参与本文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多个“我”者叙述所形成的叙述差异，也使叙述过程成为一种动态的转换而具有某种类似于“悬念”设置一样的情节结构力。这正如波德威尔在分析《公民凯恩》的叙事时所说：“多重叙述人的布局诉诸于我们源自现实生活的期待感，以便有目的地、渐进地和逐步地传达故事信息，并隐瞒起部分信息的答案，而激起好奇心和悬念。”〔1〕这或许正是“多重声”叙述往往具有某种引领观众进入迷宫似的叙述魅力的深层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