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谈到中国传统译论，译界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案本——求信——神似——化境”[1：19]这一体系，它代表了我国佛经翻译、西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理论主张，是一条以“信”为核心的规定性翻译标准体系，要求译者一切以原文为中心。但这一体系遮蔽了明末徐光启开创的翻译会通思想及其大量实践。翻译会通论突破了原文中心论的藩篱，目的不是对原作表面的“信”，而是更强调把西学融入中学以求“超胜”。这一思想既承继了传统学术讲求会通的渊源，如经学、史学、子学、儒释道等的会通，又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如清初梅文鼎的中西天文历算会通之学、洋务派张之洞的会通论、维新派严复“统新旧”“苞中外”文化观下的翻译会通、新文化运动中贺麟译介西方哲学的“和谐化合”说、钱钟书的学术“打通”论等，这些不同的会通思想与当时的西学认知、理解方式、翻译策略等密切相关，值得深入系统地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性，重点阐述“会通”和“翻译会通”的内涵，以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研究。 二、从传统学术会通到翻译会通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特点是综合性[2：41]，重“学科会通”[3：144]，贯穿于整个传统学术史，也是翻译会通的学术渊源和基础。 中国传统学术思潮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学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之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4：总序]。先秦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期，秦汉则是奠基期。秦一统六国，学术也随之一变，表现出浓厚的兼收并蓄的综合性特征。如《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4：10]；《史记》“网罗天下放失遗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4：334]，以通古今之变；《春秋繁露》以“王道通三”：“上通天，下彻地，中理人”[4：8]。两汉之际，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鸿篇巨制《七略》，是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学术典籍的大汇集，共收书6大类38种，596家，13269卷，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白虎通义》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堪称儒家经学通经致用的典范。到了东汉，经学重通学，即《五经》之间的打通和今、古之间的兼容，如贾逵的《左氏传解诂》和《国语解诂》、许慎的《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马融的通学式解经方法和郑玄的通学等。 魏晋南北朝是传统学术更为突出的会通时期。儒释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5：63]，学者多寻求“通方之训”，以“殊途同会”[5：74]。经学方面，何晏等编撰的《论语集解》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论语》注疏。隋唐儒释道三教继续兼容并蓄，在冲突对抗中会通融合。如天台宗慧思禅师致力于会通南北佛教，刘焯、刘炫学贯南北，开会通之风。经学方面，唐代孔颖达等人编纂的180卷《五经正义》，“融贯诸家，择善而从”[6：184]。隋唐三教会通融合的一大成就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达到了我国传统学术的顶峰。其中，程颐主张通经明理，“学贵于通”[7：232]，郑樵倡导“总天下之大学术”[7：766]。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会通汉宋训诂与义理融合的代表作，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林的《文献通考》等体现了史学的“会通因仍之道”[7：768]。而陆九渊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悄然成了会通融合的普遍认知基础[8：324]。 明末伴随着科技翻译大潮，天主教“会通儒学”首当其冲，以适应中国传统习俗，尤其是儒家礼仪伦理。耶稣会士通过结交儒家士大夫或依附皇权，对天主教义及其宗教礼仪作适当变通，此外，还从事西方经典的汉译活动，用儒家思想或相关术语解释教义，阐明耶儒相通或同源。如利玛窦为了传教，极力地在“天主”、“上帝”与“天”，“人性论”与“仁义道德”诸方面把天主教与儒学进行揉合和会通[9：41]。中国士大夫徐光启在晚明王学会通思潮盛行、耶稣会士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自觉地反思传统文化危机，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0：374]的思想，开启了翻译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主动会通西学的先河。 徐光启的翻译思想既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会通渊源，又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翻译史上不乏历史回音，然而这一重要译论始终没有得以明确的阐释和界定。本文试图从“会通”作为传统学术范式的内涵着手，进而对“翻译会通”加以界定和剖析。 三、从会通的内涵到翻译会通的界定 “会通”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11：508]韩康伯把“会通”注疏为“会合变通”[12：84]。《周易·系辞下》又说：“变通者，趣时者也。”[11：530]“趣时”即“趋时”，可见“通”意指灵活运用，但也作“通达”、“通晓”之解[12：84]，如朱熹[13：1913]说： 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却，寻大可窽，此是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这里，朱熹解释的“会”是“众理聚处”、“族处”、“丛聚之所”、“曲直错杂处”，里面藏有许多“窒碍”之理，有待打通；“通”则如“庖丁解牛”、“批大却，寻大可窽”，要求“通贯”而“理会”、“得个通底道理”。朱熹进一步指出，“会聚”和“通贯”这两个环节不能偏执一端，否则“便窒塞而不可行”或“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明清会通中西之学兴盛，“会通”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马涛[14：55]的有关界定目前最为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