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0)05-0052-06 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已演变为三种类型：城乡二元、城郊二元(由市管县体制造成的城市中心城与农村郊区以及“城中村”)、城市内二元(户籍居民与农民工)。随着矛盾积聚度的上升，三重二元结构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中国未来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和破解这三重二元结构问题。 一、三重二元结构形成的历史过程 三重二元结构现象在我国发生绝非偶然，是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 (一)从最为基础的城乡落差看，今日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确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农业的文明曾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帝国，同时又使中华民族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致使我们在封建王朝统治下与在西方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依然将人口的绝大部分束缚在小农作业的土地上，造成落后、衰败、挨打，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后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尖端难题。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发展盛况空前，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始终是农业。然而，正是在同一时期，尤其是乾隆以后的150余年，世界文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文明悄然替代了农业文明。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1](p.11)自我思想束缚的集中体现是：视农业为本业，其余为末业，追求本业土地上的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此后，城市的工商业一直处于被排斥、遭压抑状态，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2](p.206)，而这些城市伴随着国家的落后、衰败、挨打而盛世不再。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开始重视工业化，但很长一段时期，将劳动力束缚于土地的思想依然未根本改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并扎根于农村固然有减缓城市人口压力的缘故，却依然烙有农业为本业的传统文化的影子。只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城市发展的制约，由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城乡差距才并非像今日那样突出。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伴随世界产业转移，现代工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快速进入城市，带来了城市形态的巨变、生活水准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这样，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显得异常突出。 (二)从后两种二元结构的角度判断，又可将三重二元结构的发生主要归于两大规律，即伴随工业化的劳动力转移规律和社会治理路径依赖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即非农就业比例上升，这几乎是各国工业化的必然现象。然而，在我国却未带来实质上的城市化率的同比例提升，[3]这就涉及社会治理路径依赖规律的作用。其中，体制与文化是两大基本因素。在约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城乡分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体现在政府投资、公共产品供给、户籍管理等各个方面。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大大减缓了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的进程，使数亿农民群众难以摆脱贫困状态，其具有社会治理意义的重要贡献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追赶战略”下的工业化超速、有利于特定时期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等等。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有利于”的治理资源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尤其是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同样有其价值(从执政的视角看，社会稳定的资源往往是最重要的资源)。问题的要害在于，要继续保持这样的“资源”，就需要参与加速工业化过程的农民以“农民工”身份就业于城市，对此，他们是否能接受？这就涉及文化根源。如前所述，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对于城乡差别早已刻骨铭心地认同。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打工获得远远高于粮田耕作的收入而显著提高了农家生活水平，这成为当时缩小城乡差别的骄人业绩并被视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有力验证。即使进入21世纪，农民工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村尤其是早期的或称第一代的农民工对于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接受，而且感到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可见，“三个有利于”的资源加上农民可接受的文化，使工业化中劳动力转移采用了广泛、大规模的“农民工”形式，即城市内二元结构。即使当下遇到缺乏持续性的难题，也应归结为社会发展阶段性产物并采用符合国情的方式去应对。 如果说城乡二元、城市内二元均为体现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现象，[4](p.382)那么，对于城郊二元是否能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结论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延续城乡分割体制的方法之一，就是阻滞二元经济结构消除的进程，而这又与社会发展目标相悖。于是，扩大城市治理领域，即市管县成为缓解矛盾冲突的重要举措。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中向全国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经过江苏试点后，1983年开始在全国试行。到1994年底，除海南省外，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试行了市管县体制，共有196个市领导741个县、3个自治县和9个旗、2个特区，代管240个县级市。与此同时，强调改革的目的是将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划归城市统一领导，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目前，不少城市又将原属县治领域翻牌为城市郊区。虽然不排除少数市管县、市郊区域(如江苏昆山等)由于城市带动能力迅速增强并长期坚持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而成为消除二元的典型，但多数市管县和泛郊区化的结果是使原城乡二元转换为城郊二元，甚至强化了实质上的城乡二元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