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的积极功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成为我国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动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处于一个新的拐点。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有许多缺陷，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将更为复杂。因此，回顾过去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化新环境下的地方政府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的基本状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地方政府一直熟视无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以后，才开始研究它，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从研究地方政府的专著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介绍和研究国外地方政府的著作。很多学者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地方政府，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国外地方政府的著作，试图通过引介国外地方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来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代表性的有薄贵利著的《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英）伊夫·梅尼著的《西欧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许崇德主编的《各国地方制度》（中国监察出版社，1993年版）、（美）理查德·宾厄姆主编的《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于军译著的《英国地方政府改革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郑君贤著的《地方制度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董礼胜著的《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潘小娟著的《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管理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北京大学万鹏飞教授，自2004年以来，万鹏飞主持翻译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译丛”，翻译介绍了美国、德国、加拿大、以色列、法国、英国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研究著作与改革情况，成为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地方政府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2.介绍研究我国地方政府的著作。这方面的著作数量众多，非常可观，有宏观式研究与分析的，如谢庆奎著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及“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包括省政府、县政府和乡政府等）、陈小京等著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结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周振鹤著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更多的是从专门的视角来研究，其中，从府际关系视角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辛向阳著的《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王绍光著的《分权的底线》（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薄贵利著《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熊文钊著的《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亚平著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从地方治理视角研究的代表作有：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孙柏英著的《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尹冬华著的《从管理到治理——中国地方治理现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陈瑞莲著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基于广东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周黎安著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出版社，2008年版）、易重华著的《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涂晓芳著的《政府利益论：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视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何显明著的《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何显明著的《顺势而为：浙江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演进逻辑理论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汪伟全著的《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治理：基于消极竞争行为的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江曙霞著的《改革开放中的地方政府：厦门变迁30年标本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沈荣华和钟伟军著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3.地方政府的教材。如华中师范大学徐勇、高秉雄编著的《地方政府学》，苏州大学沈荣华编著的《中国地方政府学》，云南大学周平编著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等。 总之，我国地方政府研究呈现一片繁荣。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相当一部分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人民大学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地方政府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等；第二，2003年地方政府学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点，首次设立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华中师范大学是目前国内首家获得地方政府学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第三，由中央编译局等机构发起、现由北京大学接管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评比活动，不仅激励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进步，也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促进了学术研究与政府实践良性互动的积极尝试；第四，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层面，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地方政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 “学科的建设与成长，离不开对自身历程进行经常性、有意识的总结和反思”[1]，“地方政府学”作为新兴学科，也需要对自身历程与现状进行有意识的总结和反思。本文以1998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公开发表的地方政府研究文献为对象，进行评估与分析，试图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已有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选取评估的样本，包括1998年1月至2009年12月间公开发表的、在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到的地方政府相关研究文献，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剔出了非学术论文的书评、笔谈、会议综述等，最后获得样本总量为4303篇论文、96部专著与教材。 二、地方政府研究的主要观点梳理 伴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阶段性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阶段性问题，学者们对地方政府的兴趣也有明显的侧重。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问题 中央地方政府关系，一直是公共行政和政治学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原因在于我国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以中央政府放权为序幕的。但是，由于中央大规模的放权缺乏相应配套性措施，导致种种问题产生，从而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如何评价分权让利。学者们普遍对分权让利之后的中央地方关系表示担忧，认为利益诱导型改革导致地方政府日益成为利益和行动主体，传统制度框架下“地方服从中央”的模式濒临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央权威在地方一定程度的丧失，王绍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者。在他看来，分权可以带来六大好处，但是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分权很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2]。在他看来，我国的分权改革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结果导致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导致地方诸侯经济[3]。辛向阳以翔实的材料，生动描述了分权改革之后中央权威在地方削弱的状况，致使地方主义大行其道[4]。薄贵利也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分权的正面与负面效应[5]。以上基本是从经济学和财政学视角的分析。以郑永年为代表的学者，更多从政治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郑永年1994年在《中国当代研究》杂志上指出，从理论上讲，中国还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从政治控制、官员任免、立法到经济社会的管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几乎仍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如果从经验层面来看，中央政府只拥有名义上的决策权，而无政策执行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知出台了多少法律、法规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经过了层层过滤，中央权威所剩无几。到了地方和基层，甚至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6]。之后郑永年又将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概括为“中央集权但缺乏权力，地方分权但缺乏民主”[7]。郑永年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估价，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有学者更多从积极的角度来解读中央权威的衰弱现象。美国学者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分权之后中央不能压倒地方，地方也没有办法脱离中央，所以，迫使很多问题只有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央地方之间非制度化的权力制约机制。他认为这种机制甚至比世界上最好的分权制衡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