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2008年底,我国决定再度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经济目标。相比于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在强调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还辅之以结构性减税政策,旨在通过减税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激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关于结构性减税,安体富(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指主要税种实行政策性减税,不排除个别税种、辅助性税种进行增税,但算总账是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①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具有五方面特征:有减有增,以减为主;有实有虚,以实为主;动用增量,不动存量;突出特定,避免普惠;有内有外,扩内稳外。税收政策调整应坚持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相结合,坚持结构性减税与保障收入相结合,坚持完善税制与加强征管相结合。②高培勇(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既不是全面、大规模的减税,也有别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结构性减税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纳税人实质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减税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要立足长远的战略考虑,不能脱离既有的税制改革方案轨道。③李心源(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不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政策,而且是长期税制优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④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结构性减税问题有两个基本共识:结构性减税不排斥增税,但应以减税为主;结构性减税应与税制改革的长期目标相结合。 但上述研究对于下列问题基本没有涉及或涉及不多:我国是否应该减税?“有增有减,以减为主”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能否实现“扩内需、调结构”进而“保增长”的目标?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否具有时效性?本文试图从税收职能的角度回答上述问题。 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约束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作为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最重要手段,具有筹集收入、调节经济和促进社会公平三大职能(或目标),税制的改革和调整要有利于这三大职能实现。即,税收政策的制定要受这三大职能约束,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作用效果也要受这三大职能制约。⑤ (一)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收入约束 对于结构性减税政策收入约束的探讨,实质上就是回答“我国是否应该减税”的问题,涉及减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 1.关于减税的必要性。判断一国有无减税的必要,关键看该国宏观税负的轻重。学术界普遍认为,衡量我国宏观税负的指标有三个口径。从表1可知,从1994-2008年的15年中,我国税负最高的是2007年,小口径、中口径宏观税负分别为18.28%和20.57%。这一宏观税负与世界各主要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税(缴款)的宏观税负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从1990-2005年的16年中,20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一直在21.8%~23.78%的区间内波动,这一水平比我国宏观税负最高的2007年还要高。22个发展中国家2004年的平均宏观税负为19.33%,我国2004年小口径、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分别为15.12%和16.51%,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⑥由此判断,与国际相比,我国小口径、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并不高。
关于我国宏观税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大口径宏观税负的衡量上。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政府收入除了财政收入外,还包括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及各地区各部门“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制度外收入。综合考虑各种收入形式,据高培勇(2009)、⑦吕冰洋、禹奎(2009)⑧测算,现阶段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可能超过30%。按照这一水平判断,我国纳税人的整体负担处于较高水平,确实到了减税的时候了。这里的“减税”暗含这样一个逻辑,即我国纳税人的过高负担是由税收本身所引起的,国家减少征税,就可以降低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国目前大口径宏观税负与中、小口径宏观税负大约相差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主要是由于我国纳税人的非税负担过高所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只能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即降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却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纳税人整体负担,即减税未必能够减负。因此,在现阶段,降低我国纳税人整体负担的根本途径是“减费”而不是“减税”,从税收负担本身分析,我国目前没有减税的必要性。 2.关于减税的可行性。判断当前的减税政策是否可行,关键看财政是否具备减税空间。从财政收入看,受经济增长减速等因素影响,自2008年10月开始,全国财政收入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一下跌势头一直延续到2009年5月才略有好转。截至2009年6月,全国财政收入33 976.14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32.05亿元,下降2.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7 704亿元,同比下降9.4%;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29 530.07亿元,减收1 895.68亿元,同比下降了6%。虽然截至2009年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累计45 909.52亿元,同比增长了2.6%,但中央本级收入为24 516.39亿元,同比仍下降1.6%;2009年1~8月,中央本级收入累计增幅比预算要求的增幅低11.4个百分点,完成预算任务仍然艰巨,全年财政收支紧张矛盾突出。⑨ 从财政支出看,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支出76 235亿元,同比增长22.1%。其中,中央财政预算支出43 865亿元,增加8 485.01亿元,同比增长24%。⑩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为9 500亿元,赤字比率已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达到历史最高点。随着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逐渐增加的局面将不可避免。在支出项目中,2009年中央政府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及结构调整,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投资等公共投资预算总量为9 080亿元,比上年增加4 875亿元。按照4万亿元扩大内需投资计划的安排,2010年,中央财政还要在上述项目上安排新增投资5 885亿元。(11)考虑到我国多年来在“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这方面的支出有助于增进社会公平和刺激国内消费需求,预计在未来年度,这方面支出还将持续显著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