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的道德形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现实社会的道德状态以及理想价值的时代要求，意味着传统道德借助现代媒介在当下的重建。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道德、私人生活领域与政治、公共生活领域叠合，形成了以政治价值为最高理想，伦理道德为现实途径，并制度化为一套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这种泛道德—政治的观念影响深远，最典型的莫过于将英雄人物等同于道德形象。在古典文本中，“仁”作为儒家文化具有较强思辨力与说服力的理论话语，把行动能力与思想能力突出的英雄强行纳入道德轨道中。 目前，历史话语、社会境遇、观众心理、知识背景等均发生了根本变化。裹挟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引起新一轮“殖民化”扩张，却反向刺激起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竞争进一步加剧。电视剧借助现代电子媒介，在想象、形塑、阐释当前社会生活，积极实践、输出民族文化观以及有效建构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电视剧的制作与传播缺乏全球意识与文化竞争意识，大多限定在国内观众(在境外传播的历史剧也局限于海外华人社区)，而电视剧中的道德观念及人物陷入尴尬境地：要么以大众流行的世俗观念简单迎合观众，要么在封闭的历史时空中无关痛痒地图解传统道德。这导致了名著改编剧中的道德形象缺乏真实感，如唐僧、刘备、宋江等形象失去应有的性格魅力，丧失必要的英雄气质，甚至给人以委顿之感。在消费文化思潮中，面对现代观众对道德形象怀疑、挑剔的目光，电视剧制作者们缺乏思辨能力，难以令人信服地重建传统道德观念，只能自欺地将之放逐、停留在虚构的传统空间(尽管这一空间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电视剧承续传统文化与对外传播力。 一、道德—政治的重合与分离：影视形象的现代性嬗变 旅美文化学者徐贲把借助电子媒介传播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作了区分，目的在于厘清曾经作为大众文化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①。由于传播媒介的差异，已然经典化的民间文化、文本在当下文化传播的异态中折射出“大众文化”观念的根本变化，突出表现在古典名著改编剧的道德形象上。道德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德’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基础和骨架的作用”。②如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刘备，与众多的历史演义的原型人物一样，在传统文人整理润色过程中，引进了自周以来的“敬德”思想，以承载国家纲常的道德理性功能替换了历史原型丰富复杂的人性张力。“在《三国》叙事中，遵循的是儒家的政治理路，一直想以道德的力量来提升政治行为，使政治变为德化的政治”。③可以说，这种泛道德倾向与编码逻辑贯穿在古典小说从通俗走向经典的整个历程。如宋江(一个历史中的“勇悍狂侠”的绿林豪杰)与玄奘(一个大智大勇、只身西去的修道高僧)都在传统文化持久的诠释中，演变成指称道德的单一文化编码。而伴随文化符码的完成，民间文本也就上升为经典文本。可以说，以“仁爱”为最高理想的道德伦理，既象喻了实现政治目标的人生途径，又成为塑造人物的艺术标准。这一叙事策略使“俗化”的文本“雅化”，把民间底层的流行空间，提升到国家政治文化塑造的经典行列，完成了特定的政治意识、国家想象的塑形，如上述古典名著的人物形象虽被灌注的是仁义等道德情感，却指向了政治理想这一最高旨归。这正是徐复观所说的“仁”既成已(自觉地追求人格与知识完善)又成物(对他人有应尽的无限责任)的精神状态。④ 与之不同的是，古典名著改编剧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挑战。如果说，改造民间文本是“文人化”、主流政治化的过程，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的改编，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已然文人化的古典名著再次“世俗化”。在2010年热播的《三国》(突出演绎压制、反压制的权力欲望)以及仍处制作阶段的李少红版《红楼梦》(强调青春偶像型演员)、张纪中版《西游记》(影视特技打造视觉奇效)中，消费文化、世俗化与传统文化、经典化的抵牾更加突出。这种“通俗化”不是指重新回归传统社会中的民间文化，而是一种借助现代媒介强化消费的大众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传播的经典故事与传播媒介的现代属性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传统文化强力黏合的道德与政治，在现代媒介建构的社会公共领域中彻底分裂开来，这是现代政治结构性调整的必然结果。如万俊人认为：“现代政治生活结构的公共化转型，使传统的‘德’‘法’一体的政治哲学不再具有哲学的理论解释力和知识合法性。”⑤换言之，古典小说能以“道德、政治—体化”为基点建构起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价值理想，但当电视剧借用古典名著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时，由于传统道德在当下接受语境的失效，难以唤起现代观众的道德共鸣，顺畅地通往代指人生理想的政治权力，也就不可能支撑起电视剧的人物形象与人生价值。因此，电视剧的改编必须重新寻找构建人物形象的道德基点。 然而我们看到，以上的名著改编电视剧并没有触及这一关键处。在“忠实经典”的制约下，人物形象、政治理想的表达仍然牢固地局限在传统道德的层面(《三国》虽然增强了刘备的个人能力，但仍然突出仁义道德)，而缺乏现代政治的维度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整体观照。事实上，“忠实原作”、“保存经典”透露出轻视大众文化的倾向，把电视剧这一具有较强传播力的文化产品视为二手的艺术“赝品”，这显然是观念滞后的表现。当前，由于历史语境的变换，社会文化经历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型，刘备等人物身上的伦理道德的“审美惯力”已然消失。以传统道德为主要诉求的人物形象缺乏个性与情感，必然流于平庸，“仁”的道德境界缺乏现实针对性而苍白无力。相对来说，唐僧的形象变化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经典文本对唐僧的揶揄反讽在影视改编中消失殆尽，这显示出道德形象的接受语境越来越狭窄，一方面喜剧人物的道德感往往遭到剧中其他人物、观众的讽刺与嘲弄，如赵本山在《刘老根》、《马大帅》中饰演的人物，观众过于关注道德人物的喜剧因素，而完全忽视了道德本身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其他种类电视剧中，由于缺乏真实的道德体验，电视剧制作者完全受制于以间接方式获得的道德观念，难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思、审视道德形象。这关乎电视剧创作者的勇气：是否敢于用现代精神审视传统的道德伦理？如《西游记》中，编导能否在严肃与轻松之间举重若轻地出入唐僧的情感、道德、宗教信仰等复杂世界；在对西去取经的庄重叙事中，能否戏谑地表达正面人物，而不是亦步亦趋恪守传统道德观念。可以说，目前国内电视剧的创作仍停留在道德—政治之间的简单指称，而没有寻找人物塑造的其他可能，演绎现代政治的情感力量与人格魅力，也就甚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