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疯狂的石头》市场成功的影响，我国荒诞喜剧电影近几年快速繁殖，并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荒诞喜剧电影大都以社会边缘群体作为题材，夸大这一群体生活方式的混乱、贫困、不道德、甚至违法的状态，从而强化了当代中国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结构。荒诞喜剧电影再现社会边缘群体的方式完全改变了社会边缘群体的喜剧化再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消解了喜剧电影的批判性。 一、小人物的生存喜剧：生存困境的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形成的以阶级团结为核心的社会共同体逐渐分化为不同社会阶层，一些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的群体在这一分化过程中成为社会边缘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在承受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所造成的失落和不幸之时，又怀着作为社会主体的历史记忆和对社会转型的主动认同，生活在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充分行动的社会进程中，以图创造充足的主体性自我和可能的生存空间。这一历史处境与个体自我之间的疏离形成了中国喜剧电影独特的历史语境，也形成了中国喜剧一种颇为独特的景观，即小人物的生存喜剧，如《没事偷着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鸡犬不宁》、《我叫刘跃进》、《高兴》等影片。这类喜剧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从社会底层基本生存状态出发，表现他们在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的处境中的生存困境和主体性挫败。从这种意义上说，小人物生存喜剧电影一改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将社会底层演绎成中国革命建设主体的再现方式，而将之叙述成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边缘化存在，也因此从社会底层生存境遇出发反思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合理性。 小人物生存喜剧电影作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影像再现，首先涉及到他们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和生活困境，表现了社会底层在社会空间、生活空间甚至私人空间中生存资源的匮乏和主体性的挫败。 小人物生存喜剧常常将人物的生存环境控制在相对狭小的社会范围内而尽可能不涉及到社会整体结构问题，以回避更大的意识形态冲突，但这一限制性再现恰恰表现了底层生存环境的恶劣。如《没事偷着乐》中所有事件几乎都发生在张大民的家中，《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的事件也主要发生在纺织厂一间小小的工厂办公室、王喜有些凌乱拥挤的家中和孩子所在的学校，《高兴》的空间虽然是整个西安城，但真正同人物生存有联系的还是高楼大厦之外肮脏混乱的场所，《鸡犬不宁》中的空间是混乱不堪的街道和市场，《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居住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工棚、赌场、地下室等城市边缘地带。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社会底层既不拥有影响自己命运的政治、经济资源，更没有促进自我发展的社会资源，甚至连基本生存需要都难以为继。张大民生活环境的严重匮乏以至于连普通的夫妻生活都无法正常进行，更何况其它人格尊严；刘跃进在经济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各个方面全面受挫，还遭遇一系列的暴力蹂躏，影片中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刘跃进的生存处境，那就是满大街都是狼而不是人，一无所有的刘跃进在这个狼的世界只能承受被欺凌被侮辱的命运；《高兴》中的刘高兴固然可以造飞机，挣广告费，甚至将心爱的女人保释出来，但最后他还是身无分文。 小人物生存喜剧电影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关注社会底层主体性的挫败感。人的主体性既要依靠个人自我的认同，也要依靠社会的承认，但转型期中国社会底层在这两方面都无法获得基本的确信，从而也无法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生存喜剧也表现了中国社会底层这种主体性溃败的情形。张大民在单位、家庭、夫妻生活中基本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其结果是他对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形象缺乏认同，无法建构自我主体性，即使影片最后表现了他的幸福和希望。刘跃进整个城市生活过程就是偷窃、欺骗、逃亡、被欺辱的过程，政府、社会和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承认他的存在价值，即使他最后开了一家小店来证明自己的主体性，依然无法逃脱社会对他的追踪和毁灭。刘高兴似乎获得了比较充分的主体性，毕竟最后他飞机造成了、在西安城天空上飞了一圈而且能够成为人上人了、也得到自己心爱的人了，然而他高兴和幸福的根基是那么脆弱，因为他的高兴和幸福只是他自我想象的结果，是那种将人力三轮车想象成飞机式的幻觉的结果，是在看守所大门外无人的空间中自我想象高兴一辈子的结果，而没有来自社会的承认。因此，小人物生存喜剧在揭示中国社会底层生存困境之时也表现了他们无法获得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主体性承认，难以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认同，社会底层作为独立性的人的生存危机也跃然于影像。 当然，小人物生存喜剧无意于以苦难来否定人性的美好和小人物创造社会生存的努力，因此这类影片赋予人物某种创造性能力和坚韧的性格，使人物在不幸的生存中依然坚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即使他们面对的是贫穷、面对的是权力和资本的共同压力。《没事偷着乐》中张大民以贫嘴这一平民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对生活采取机智诙谐而又无奈委屈的态度，以缓解生活的压力，推开生活的重负，解决生活的矛盾：张大民的婚姻由贫嘴获得，婆媳姑嫂之间的矛盾由贫嘴解决，兄弟姐妹间因张大民要结婚而产生异议由贫嘴化解。《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不仅遭遇到张大民式的生活困难，而且面对来自权力、资本和黑社会的压力，刘跃进只好以欺骗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以图要回自己被抢夺的权利。影片中的欺骗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恶，而是一种智慧的生存方式，是对大街上充满了狼的世界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采取的自我保护方式，也是社会边缘群体要在更大的社会空间生存时不得不具有的生存智慧。也许最乐观的要算《高兴》中的刘高兴了，他以开朗、爱、无私、乐观和技术在这个世界中获得了一份似乎颇为幸福的生活，表明了社会底层即使在艰辛的生活条件和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中依然能创造自我满足的幸福，也依然具有值得人们尊敬的品质和美德。因此，小人物生存喜剧电影虽然表现了社会底层的生存困境，但没有因此而否定社会底层创造生存环境的能力或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