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2-0030-05 近年来，艺术及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这就是对于命运主题的特别关注。当然，这一动向，与国内外学术思想的总体发展密切相关。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艺术的大众化趋势，这种关注就具有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意义。 命运是一个最古老的同时又是一个最前沿的问题，是人类主流文化再也遮蔽和抑制不住的一个难题。关于命运的争论，是一场旷日持久已经打遍了人类心灵的几乎所有法庭——艺术、哲学、科学与宗教——而且人类智慧仍不得不继续打下去的官司。因牵涉深广，且十分敏感，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到中国教育家孔子，从决不认输顽强撞击命运之门的作曲家贝多芬，到穷困潦倒看破红尘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绝代才子曹雪芹，从一鸣惊人天妒英才的爱因斯坦，到学贯中西经纶满腹自沉昆明湖水的王国维，从热爱生活愤世嫉俗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到贴近生活感悟时代追求意义的黄建新，从哲学形而上学的玄奥深度，到量子力学不可思议的黔驴技穷，从斑驳陆离令人眩目的混沌学，到合纵连横宏微具观的复杂学，命运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和集中思考的中心。这是人类智慧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一场惊天大案。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场角逐的逆转竟是由物理学家们发现的小小的量子引起的。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又称“不确定性原理”）。这一原理提出的“观测描述”是：运用实验手段观测电子的坐标，其位置测定得越准确，其动量的测定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但问题却在于，这一描述在解释中很容易变成“存在描述”：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也就是说，一个电子并不存在一个同时确定的位置和动量。一下子就从认识论跳到了本体论。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海森堡的倾向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看来：“如果谁想要阐明‘一个物体的位置’（例如一个电子的位置）这个短语的意义，那么他就要描述一个能够测量‘电子位置’的实验，否则这个短语就根本没有意义。”①因此，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爱因斯坦的质疑和反对，最终引发了爱因斯坦同与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就“不确定性原理”的哲学解释和推广问题进行的长达20余年的争论。期间发生了三次较大的争论。1927年一次，1930年一次，1935年一次。尽管爱因斯坦认识到，原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的量来建立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仍然始终处于劣势，除了德布罗意、薛定谔等少数人以外，支持者寥寥。每次论争都以失利告终。但他的伟大之处还包括了他的不认输精神。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说“不”。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还在追述和总结1935年关于EPR佯谬的那次论争，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1949年1月，他写出了《对批评的回答》一文，对哥本哈根学派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文集中批评他的观点进行反驳。同年，玻尔发表了《就原子物理学的认识论问题和爱因斯坦进行商榷》的长篇文章作为回应。算是爱因斯坦玻尔第三次论争的余波。有人说，爱因斯坦晚年曾对自己坚持的决定论观点有过怀疑。这是不可信的。据玻尔的助手回忆，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玻尔在习惯上总是先考虑爱因斯坦是怎样想的。1962年11月18日玻尔逝世时，人们在他工作室的黑板上发现了两张草图，其中之一就是第二次论争时爱因斯坦使用的光子箱草图。这不正是玻尔一直都在思考为什么不能成功地说服爱因斯坦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哪怕爱因斯坦活了一百岁，要是他临死前突然承认自己错了，那么，他还有那么伟大了吗？由于他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他斩钉截铁地说出的那个“不”，给予了很多人继续论争的希望。如果他认了错，那么，这个世界，至少是科学的世界，就会变得黯淡无光。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用了几乎是一生的时间来同爱因斯坦的观点进行论战。我们能够从他的著述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语无伦次、黔驴技穷和胆战心惊。②因为，他知道他在同谁论辩。就连非决定论在哲学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波普也清醒地意识到，认为玻尔在同爱因斯坦的争论中获胜了，是一个神话。③也就是说，由于爱因斯坦敢于“在孤独中探索自己的道路”，给人们留下了希望的曙光。因为他是物理学中继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据说，他在临终的前一天，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理论的数学计算：他不能容忍量子力学的海森堡解释，他把希望寄托在他自己提出的统一场理论解释上。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坚持统一场理论的道路，反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解释，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④尽管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始终坚持，从不气馁，至死不渝。可以告慰于爱因斯坦的是，“爱因斯坦本人已从科学舞台上消失，他所主演的戏剧还没有落幕。20世纪爱因斯坦后继有人。”⑤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和哥本哈根解释前所未有地纠结在一起，总体上向着有利于爱因斯坦的方向发展。1957年埃弗雷特在其题目为《宇宙波函数理论》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多世界解释理论，使得问题进一步明朗化了。斯奎尔斯明确指出，埃弗雷特的解释不应该称之为多世界解释，而应该称之为“多视域解释”(many view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⑥。1968年，维内齐诺(Veneziano)为了解决相互作用而提出的弦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可以用来统一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混沌学(Chaos theory)研究热潮，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运动。数学家洛仑兹关于“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的通俗表述（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不胫而走，成为这场科学运动的象征性标志。随后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比混沌学研究涉及问题更深更广的复杂学(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研究。中国杰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从70年代后期就明确地表示支持爱因斯坦的决定论立场，80年代后期又重申了这一立场，同时把希望寄托在物理学的渺观（即10[-34]）水平的超弦(superstring theory)理论的研究上。⑦毛泽东以其惊人的理论直觉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也表示了对哥本哈根学派的不满。 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曾针对从1927年开始的爱因斯坦同哥本哈根学派就测不准原理的哲学解释进行的争论期待过：“我确实不知道哪里还会再出现两个更伟大的人物，在更高的合作水平上，针对一个更深刻的论题，进行一场为时更长的对话。我向往有一天，诗人、剧作家、雕塑家将会表现这一题材。”⑧ 迄今为止，惠勒所期待的那种更高的合作水平上的对话并没有出现，但是对于物理学史上已经过去的那场旷日持久的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论争的关注却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时髦起来，只是气氛似乎令人绝望，专业人士心猿意马避重就轻，一般人士也难以看到希望的曙光。更难想象诗人和雕塑家如何表现这一题材。值得欣慰的是，电影导演们确实没有辜负惠勒的殷切期望。影视导演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体察的诸多不同方面和角度来触及这一主题。就在物理学家们快要淡忘这一问题同生活的密切关联性的时候，创作者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高涨。最后终于进入了艺术研究者的视野。因为我们知道，艺术几乎从不惧怕任何难题。不管问题的难度有多大。也不管这些问题在很多方面至今仍悬而未决。 人类的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与命运的关系并不生疏，甚至还应该说，艺术与命运有着不解之缘。艺术关心人的个体的命运，而每一位个体都一定不能逃避的问题是：人生是单行线，还是多行线？未来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未来是能预测的，还是不能预测的？对生活的理解，是概率论的，还是因果论的？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至少在戏剧、小说、音乐和电影四个方面，是如此。我们用不着认真检索就会发现：古希腊索福克勒斯（前496-406）《俄狄浦斯王》表现的难以逃脱的命运的陷阱，中国清代曹雪芹(1724-1763)《红楼梦》(1753)中命运谶语的一一兑现，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770-1827)第五交响曲《命运》(1805-1808)对命运抗争的歌唱，还有日本导演北野武(1947-)影片《玩偶》(2006)对于命运弄人的洞察。 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至少有50部以上的电影电视作品是表现或涉及命运问题的。题材广泛，影响深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15集电视连续剧《武则天》(1995)，影片《埋伏》(1997)、《睡不着》(1998)，继基耶斯洛夫斯基《盲打误撞》(1981)之后的《滑动的门》(1998)和《罗拉快跑》(1998)，还有《天使爱美丽12》(2001，2000)，还有美国影片《死神来了1234》(2000，2003，2006，2009)、《蝴蝶效应123》(2002，2006，2009)。这些都是明显地通过命运主题进行电影娱乐性开发的代表性作品。改编自1900年发表的同名小说的美国影片《侏罗纪公园》(1993)涉及了混沌学理论，该片到2007年为止，仍名列全球票房前十名之内。美国影片《超弦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2006)则涉及了超弦理论。显示出命运主题娱乐开发的强劲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