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曹晋指出“‘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乃是引领学术前沿的研究门类。”①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电视批评起步较晚。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影视研究的觉醒和成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大西洋两岸一大批女性电影学者终于开始研究电视领域中的女性表达方式”②。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女性主义电视批评才获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且日益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然而至今为止，国内传播学界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电视批评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因此加强对西方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分析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加深对西方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了解和认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能够为中国的当代电视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电视批评的复杂性经常让人们陷入一种错综繁复之中，因此我们试以研究视角为标准，将纷繁复杂的女性主义电视批评划分为四种类型进行分析，以期较为清晰的展示西方女性主义电视批评的概貌和特征。 一、以媒介形象分析为视角 媒介形象分析是西方早期的电视批评的核心内容。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电视媒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上，在方法上主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代表作品是塔奇曼的《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的符号灭绝》、戴安娜·米罕的《夜晚的女性：黄金时间电视中的女性角色》等。 塔奇曼在《大众媒介对妇女采取的符号灭绝》中主要从电视中女性形象出现的频率和所具有的身份两个方面进行了媒介形象的分析。在电视女性形象出现的频率方面，塔奇曼发现电视中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的数量远远低于男性形象。塔奇曼检视分析了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通俗电视作品中的女性，发现男性支配着电视屏幕。除了男性占虚构人物的仅大半的肥皂剧，电视节目中的男性人物已经是女性人物的两倍，并且继续增长。在电视女性形象的身份特征方面，塔奇曼认为电视塑造了女性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将女性定义为职业低下、依附于男性的身份，将女性的活动主要局限在家庭生活以及与家庭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之中。塔奇曼引用了林达·巴斯比的一项研究结论来证明这一观点：“在一个研究中发现37.5%的广告将女性表现为男性的家庭助手，33.9%的广告将女性表现为依赖男性，24.3%的广告将女性表现为顺从的，16.7%的广告将女性表现性对象，17.1%的广告将女性表现为愚蠢无知，42.6%的广告将女性表现为普通的职员”。③ 戴安娜·米罕的《夜晚的女性：黄金时间电视中的女性角色》一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对电视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卡普兰在评价此书指出：“米罕这本书表现出她雄心勃勃的尝试，她不仅分离和研究所有系列性的女性角色（顽童、主妇、恶妇、坏女人、受害者、诱骗者、迷人的美女、高级妓女、女巫、女家长），而且还要展示出1950-1980年之间每种形象的变化”。她将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计算女性角色或女主角的数量，在情境喜剧中以一个女性为代价而换来的笑话出现的次数，或者是戏剧性的暴力场景中有关女性犯罪或针对女性所犯罪的次数”——与一种更具有定性性质的方法结合了起来，这种定性的研究方法使她提出了“关于女性角色的力量与无力，脆弱与坚韧的问题”。④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分析，米罕则指出，在电视呈现的女性形象中，“这些好坏混合的形象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强制性的认同，它将女性置于次要的位置，把女性作为丧失了自我的形象置于这个世界的某个位置，以依附于男性”⑤同时，在电视中，女性总是在从事服务型职业，而男性却总是被表现为从事支配型职业。“实际上，职业女性角色在电视上的表演完全是她作为家庭妇女角色的复制”。⑥ 由此可见，对电视呈现的女性形象的分析让人们看到对女性的歧视。正是在此意义上，塔奇曼指出：“大众媒介对女性的描述相对较少，虽然女性占人口的51%，而且占劳动力的40%以上。那些被描绘的职业女性遭到谴责。其他女性被轻视：她们被符号化为孩子似的需要保护的装饰物或被摒弃到家庭的保护性限制中。总之，女性遭到符号灭绝”。⑦而米罕则高呼：“现在已到了要讲述女性英雄故事的时代了——女性领导着家庭、企业、克服着恐惧，灵活机动。”⑧ 以媒介女性形象分析为视角进行的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确能够很好将电视中存在的性别成见揭示出来，但是却不能够进一步说明这一性别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这种充满了性别成见的电视对电视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影响。同时，这一研究视角忽略了受众的主动性，没有认识到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受众的多种反应。以上的缺陷使得女性主义电视批评有必要跳出电视文本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分析，这也为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女性主义电视批评提供了契机。 二、以文化霸权为视角 “霸权理论”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取与保持不仅要依靠强力手段，而且还要获得文化上的认同，即要获取文化上的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的获得不是靠强制，而是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认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传播领域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就女性主义电视研究而言，从文化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德烈·普雷斯。 安德烈·普雷斯的研究前提是承认电视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争取文化霸权提供服务；但是电视的受众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对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是全盘接受。在此基础上普雷斯运用实证方法（对20位中产阶级妇女和20位工人阶级妇女进行了采访调查）获取了相关资料，比较分析了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收看理解电视的情况以及她们对电视现实的认同之间差异。 在对电视剧中女性角色的认同方面，普雷斯发现，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人阶级妇女有明显的差异。以《我爱露西》(I Love Lucy)为例，对于剧中所塑造的女主角——露西，中产阶级的妇女更倾向于将其看成是一个敢于反抗丈夫专制、追求解放、坚强独立的妇女形象而认同和肯定她；但是工人阶级的妇女却对这个形象持否定的态度。原因比较复杂，但作者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妇女更倾向于将电视所描绘的世界看成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在她们看来，维护家庭秩序是她们长期竭力追求的，因此“关于家庭秩序瓦解的描绘”使人忐忑不安。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妇女而言，她们对露西充满尊敬，是因为“露西为了使自己从本质上压抑的婚姻禁锢中解脱出来而不断斗争”。⑨所以对于中产阶级的妇女而言这部电视发挥了反对传统男性霸权的作用，而对于工人阶级妇女而言结果刚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