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74.1，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145-08 一 包括左翼电影在内的中国早期电影由于“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契机和重新的数码化，上世纪末以来受到了海内外学界持续不断的关注。同时，晚近学界普遍的“文化转向”或“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兴起，也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被更多地放到了与上海都市文化相关的场景中来探讨。在这一视野下，中国早期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影迷杂志，海报广告和明星制等等受到了和电影文本同样的重视，影院的建筑、装潢等都市空间也成为重要的考量对象。在影片文本的研究上，则突破了单一的意识形态分析，更多关注它与中国传统戏剧、好莱坞电影及“鸯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现代通俗文化的关系。研究者们力图通过对中国早期电影发展中相关“情节”或“细节”的重新发掘，呈现一部比既往的记叙更为感性也更多历史感的现代中国的都市文化史。但在这一充满了“跨文本”／“跨媒体”的实践、力图对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作出更为深入说明的研究中，左翼电影的政治性、或另一种与“革命和反抗”相关的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却被省略了。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有关的研究中出现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向，一些解读在强调左翼电影与鸳蝴派文学及“摩登上海”的关系时，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它的政治锋芒。但“如果取消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那么它在中国电影历程中的独特地位将如何来界定呢？”① 其实，这不仅是左翼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问题，也关系到“新文化史”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是拓展了而不是“窄化”了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如果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只专注于发掘中国早期电影的商业环境和通俗文学的资源，而忽视现代中国复杂的民族与阶级矛盾，避而不谈半殖民地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那么，这样的研究或许寻找到了某些失落的环节，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却同样造成了视野的缺省和历史把握的无力。五卅运动及1930年代以来发生于中国和上海的一系列民族与阶级的矛盾无不表明，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左翼阵营反抗意识的产物，同时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与全民族的情感声息相通，并相当程度影响了都市的氛围和历史走向，其“政治性”因而无论如何不是可以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或左翼电影的构成中简单删除的。同样，“恢复”左翼电影的政治性，不仅关系到它的历史地位，也是为了在着重“文化”和“微观历史”的“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侧坚持必要的“宏大历史”观。 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研究以《神女》为例，对左翼电影的阶级观点、底层视角和社会分析如何转化为影片的影像策略、叙述技巧和意识形态功效进行了有力分析。论者以为，《神女》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作为左翼电影的代表作也不会有什么争议，而令人瞩目的不仅仅是它的故事，“为母亲的妓女”在当时的银幕上并非新鲜题材，早在1930年，明星公司就已出品了相类题材的《倡门贤母》。但后者明显地带有“鸳鸯蝴蝶派”的市民趣味，女主角的妓女身份被作为都市奇观而供人猎奇，“大团圆”的结局则表露了与现实的妥协。《神女》却明显不同，不仅把妓女从都市奇观放回到普通人，而且回溯性地重写了有关上海城市、阶层和金钱等重要的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是机械教条地搬用阶级分析的话语，而是在这一话语的刺激下产生了中国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语言”和“新的形式”。这样的分析无疑深刻并具有启发性，但若从论述的“全面”考虑，依然是有待推进或值得进一步商讨的。 首先，批评者在以《神女》为例说明左翼电影的政治性时，也呈现出某种过于整体的趋向，似乎所有的左翼电影都达到了如《神女》那样阶级意识与电影叙事的完美结合。这多少封闭了对左翼电影包括其政治性的反思。论者似乎忘记了左翼电影起步的艰难，不仅左翼作家“转型”担当电影这一新艺术的创作时不无为难，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左翼电影人成熟的阶级意识和社会分析能力的获得也十分不易。加上左倾路线的干扰，左翼电影的状况就更加复杂了。事实上《神女》的政治性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左翼阵营的充分肯定。左翼影评人虽然肯定它对社会的暴露，同时则认为影片还不能够“紧紧地把一切问题的中心——社会关系把握着”，尤其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核心，那种从制度上解决的要求，“在《神女》中是没有的”②。而这样明显偏激的评论在左翼影评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考虑到左翼影评在左翼电影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它某种程度是以评论的方式对左翼电影的创作进行“意识”方面的指导，那么我们更不难理解《神女》之外的相关左翼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偏差”。夏衍晚年在谈到左翼电影的发展时便曾指出，在当时“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政治思想上很左，而在电影艺术方面可以借鉴的却只能看到美国和英、德、法等国的影片。因此，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在电影艺术——特别是叙事法、结构、电影语言等方面受到西方电影的影响是很深的”③。他还在别处回忆说“我们经常是通过看电影来学习电影表现手法。坐在电影院里，拿着小本、秒表、手电筒，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④。因此，左翼电影的政治性和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由于左倾路线等原因，它的阶级分析也不总是有力的，这或许是我们今天重提左翼电影的政治性时不应回避而有必要首先正视的。因为只有同时意识到左翼电影包括其政治性中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回应相关研究中的“去政治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