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4-0060-15 纵观新中国电影60年的叙事发展历程，笔者将其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和六个小的阶段。本文拟从“主体间性”① 的角度，侧重于从国家叙事② 层面分析和论述新中国电影叙事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呈现出的总体风貌与主导模式，并拈出其中一些富有意味的断片，借以对新中国电影60年的叙事嬗变做出描述。限于篇幅和能力，这种描述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宏观勾勒式的探讨。 一、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1949—1965年，十七年电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古老的旧中国踏上了崭新的历史征程。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架构，意味着新的权力—机构主体的出现。 对电影叙事这种在社会政权更迭时期具有非凡影响力的艺术形态来讲，伴随着国家政权主体和政治制度的转变而来的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尤其来得重要和紧迫。一如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强调“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请注意此句话中“对于我们”这一指称的特定意义）。究其因，恐怕在于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其他媒介能够像电影叙事这样，能够以最通俗、最广泛的“视听一体化”的“形象方式”，迅速、生动而直接地为广大工农群众呈现出新的社会形态所倡导的新生活、新思想、新价值、新追求的模式、榜样与方向。因此，列宁认为，一旦国家的情况好转，就“应当大力发展制片事业，特别是应当让好的电影深入到城市的群众中去，尤其是农村中去”。[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电影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和挑战。因此，在新中国正式建国之前，新的政权机构—权力主体就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方针政策上和人事组织上的安排与调整。中共中央宣传部1948年底作出明确指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利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2]401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宣传部更直接要求“根据当时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要求省委一级及军以上的剧团及文工团选派有较高思想与业务能力的干部，‘华北局调群众剧社’、‘华东局调一较好剧团’，支援电影事业”。[2]401-402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新中国电影事业开始启航。 新中国建国之后前十年的中国电影，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中电影叙事的三类主体及其主体间性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新中国电影叙事的滥觞之作，故事影片《桥》的诞生，可以看作是这种平衡相处，稳定发展的标志性预演。尽管1951年紧跟着就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运动（这和当时的电影政策首先要求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的总路线有关）。但整体上相比较后来的极左路线而言，这时的新中国电影发展还算是基本稳定的。 由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影片《桥》，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解放战争（1947年）期间，地处我国东北地区一座大型工厂的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奋力拼搏，克服种种困难，及时修建了运送部队上前线的大桥，圆满完成党交给的重大任务的故事。从影片的取材类型看，属于工业题材的电影。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叙事主题所渲染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政治蕴涵。影片故事虽然以1947年为故事背景，而此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战斗正酣的年头。但影片叙事主题回避了战争的表现，而着眼于对建设的歌颂，展现的是工人阶级的建设力量。叙事的重心在于预演和揭示新中国建设中如何处理、解决建设事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按毛泽东思想说，已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转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和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为完成既定的建设任务而共同奋斗。用影片的一号主人公电炉组长梁师傅的话说，“过去咱们干活，给人家掌柜的干，现在，现在给谁干呀，现在是给咱们自个人干了，还能不实心干”。因此，哪怕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让电炉能够安全化钢，保证大桥的顺利建成。 所以影片文本虽然讲述的是1947年时发生的故事，其实质所揭示的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需要面对的人与事和情与理，强调在新的社会阶段中面对新问题时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合理解决矛盾的方法。目的在于焕发广大工人（包括新社会的主人——工农兵）群众的国家主人翁精神，团结奋斗，克服困难。换言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的智慧与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做到了这些，新中国建设中遇到的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社会主义大桥就一定会建设完成。这就是《桥》片要讲述的故事重心。这一叙事主题从影片开场那个来自画外的权威叙事声音（带有字幕的“他者”叙事）已露出端倪： 本片故事发生在1947年春，当时东北战场敌强我弱形势才开始转变，长期在伪满工厂中服务的某些技术人员和个别落后工人对无产阶级的建设力量还没有足够的重视，铁路领导方面坚决依靠工人群众，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修桥的艰巨任务。 从影片的主题蕴涵来看，影片叙事一方面希望广大工农兵群众通过观看影片，感受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为自身成为银幕上的主人公而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为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而奋发图强；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给那些从战场走来的革命军人干部，给那些从进步文化阵营走来的进步知识分子观看。因为这些人都是即将担任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领导部门的干部，他们需要补上这一课：如何面对建设事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怎样想办法解决矛盾、克服困难等属于领导艺术和管理方法的问题。所以影片开场的画外音背后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即“全党干部要对无产阶级的建设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某些技术人员和个别落后工人”对无产阶级的建设力量不够重视其实并不重要，倘若我党的领导干部们“对无产阶级的建设力量还没有足够的重视”问题就非常大了。因而“发动群众一起干”（工程部长说），“大家都能够发动起来，共同创造的话，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厂长说），“我们工人在克服初步困难中，已经表现了无限的勇气和光荣”（厂广播稿），这种宏大的国家叙事话语在影片中反复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