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A 今天的香港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中西文化杂糅的社会。香港的文化也大多在“消费社会”的笼罩下生存和生产，正如我们熟知的香港电影、电视剧和武侠小说。然而，在这样一个以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里，香港的本地纪录片也通过各种形式，为自己争取到一方发展空间，一面提示香港人关注一些被忽略的东西，一面也为外界了解香港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和经验。 在电视发明和普及以前，香港的纪录片大多由电影公司制作，作为电影院的加映片存在，内容大多是本港时事新闻和与香港有关的域外事件①，如英国王室或外国政要莅临香港，本港运动会，明星、豪门婚丧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逐渐普及之后，电视纪录片逐渐发展起来，电视台开始制作时事新闻类的纪录片。之后，伴随着摄像机的普及和小型化，个人制作纪录片也逐渐成为一种风尚，香港也出现了若干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和团体。 香港电视台中的纪录片以时事新闻类为主。商业电视台如“无线”和“亚视”，都有自己的时事新闻类节目，无线旗下有“星期日档案”②、“新闻透视”③，亚视旗下有“时事追击”④ 等等。这些栏目一般时长20多分钟，采用纪实拍摄方法，对时事新闻做深度报道。同时，商业电视台还不定期从祖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国外购买纪录片，经过粤语配音（有的还重新剪接）后播出。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其中一类是采取商业化或准商业化运作的纪录片导演，抓取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独特的人物和事件拍片；另一类是与底层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纪录片工作者，他们的片子反映了香港草根阶层的诉求，一般在社区或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播映，作为社会动员的一部分而存在。 2009年5—8月，本人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学期间，先后对香港部分电视台中的纪录片栏目、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以及纪录片制作团体做了走访和考察。本文试图从这三个层面，描述香港二三十年来纪录片发展的轨迹，探讨香港纪录片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铿锵集”：香港镜像 “七八十年代，经济开始起飞，香港人都为生活拼搏，对身边的事不太关心……”“铿锵集”（Hong Kong Connection）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电视纪录片栏目。“铿锵集”开播于1978年3月5日，迄今连续播出超过30年，截至2009年，播出节目数量超过1300期，收视率长期保持在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之间，近年来在“香港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⑤ 中，稳居同类节目的前列。 最初制作“铿锵集”时，表达形式既有纪实，也有由演员重演的个案。⑥ 据“铿锵集”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采用演员“搬演”，一方面确实是不知道怎么拍，没有确立纪实的原则，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还处于胶片时代，节目要先用胶片摄制完成，胶片当时还很贵，一卷只能拍十几分钟，采用演员也是确保节目拍摄成功率的的无奈之举。早期的“铿锵集”侧重于向观众阐述政府政策，或介绍一些社会弱势群体。例如1978年的《庙街行》一片，聚焦于香港有名的庙街，请演员扮演三教九流的底层人群，再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确定了栏目的方向和拍摄手法之后，“铿锵集”坚持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提出质询，以及分享当代香港人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 2008年，“铿锵集”栏目组对自己30年来的节目做过一次回顾。从内容分类上看，该节目对于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重大事件作出了观察、回应和批评。在香港30多年来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铿锵集”几乎都覆盖到了。从中英谈判到香港经济起伏，从公共服务到社会问题，节目中既有人物也有事件。 值得关注的是，在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铿锵集”采取了中立和理性的立场，既没有商业电视中常见的煽情，也在很多问题上对政府部门保持着批评和建议，这与香港电台的公营电台属性是联系在一起的。成立于1928年的香港电台，最初是用来播报政府新闻处提供的稿件，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电台逐步变为政府架构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目前，特区政府在商务和经济发展局下设广播处，广播处处长兼任香港电台总编辑。虽然商务和经济发展局是广播处的上级机构，但是根据该局局长和广播处处长每两年签订一次的协议⑦，香港电台享有编辑独立权，局长不干涉香港电台节目的具体运作，广播处长对广播电视节目全权负责。其实，广播处长兼总编辑也绝少具体干涉栏目的选题策划和拍摄制作，所有的这些一方面取决于若干规章制度⑧，另一方面取决于记者编辑的专业素养⑨。 此外，“铿锵集”很早就把目光投向祖国大陆，从1980年代初开始，保持了对大陆持续的关注。1985年，“铿锵集”拍摄的《沪港贸易》，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商界与大陆沟通过程的一些细节。目前“铿锵集”涉及大陆内容的节目越来越多，节目体现了香港记者的优势，他们敢说敢问，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不乏批评性的内容，例如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 在纪实手法上，“铿锵集”使用最多的是所谓“画面加解说词”的格里尔逊模式。“铿锵集”资深编辑潘达培告诉笔者，由于每期的观众多达100万到150万人，用这种传统的形式便于观众接受，也符合新闻类纪录片准确传达信息的要求。但是，“铿锵集”并不排斥其他的纪实手法，潘达培在1995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个片子《我在临屋长大》，以香港公共房屋制度为背景，检讨了政府的住房制度。在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他选取了在政府安排的房屋中生活的一家人作为拍摄对象，最后把焦点放在了这家的孩子身上，看看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有没有不同。“我意识到应该把自己的摄像机放低，以孩子的视角来看待周围的环境，但是拍了一段以后，我想索性让孩子自己来拍”，潘达培说。于是，他请示了制片人，从台里借了一台Hi8的小型摄像机，教孩子简单拍摄，后来在20多分钟的成片里，孩子边拍边讲的镜头占了2分钟，虽然比较粗糙，但是看上去趣味盎然。同时，在片中全部使用孩子的同期声，仅在片中个别地方加上解说词。该片获1996年芝加哥国际电影电视节儿童节目组优银奖。此外，“铿锵集”也在少量片子中采用过直接电影的拍摄方法，全片不用解说词，力求不介入不干涉拍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