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主旋律电影是调动资源最多的文化形态，或许也是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文化形态。近年来比较受到注意的主旋律影片有《建国大业》（2009）、《天安门》（2009）、《铁人》（2008）、《高考1977》（2008）、《沂蒙六姐妹》（2009）等。2010年由胡玫导演的《孔子》虽然是古代哲人题材，但它在主题意念、叙事方法、运作模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主旋律电影特征。 就当下中国而言，主旋律电影的核心特征是弘扬主导意识形态：“主旋律概念的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信仰共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来又加入了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倡导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一切优秀文化等内容，形成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① 本文探索不同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在观念内涵上有哪些变化、哪些坚持或延续。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还将考察近年来对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在阐释、界定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分析主旋律电影试图与主流商业电影融合的创作探索和理论转向。 一、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 从总体上来考察，近年来的主旋律影片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向商业电影靠拢、以历史叙述为主、注意和承认观众的观赏快感，但同时也有对意识形态观念的坚持，也有对传统主旋律影片创作模式的传统化使用。 近年来主旋律创作都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尽力吸收商业电影的一些经验。有的影片十分注意吸收商业电影中类型片的创作方法。在探索融合类型化元素方面，《风声》是做了较大步伐探索的影片，是一部呼应或顺从了主旋律的商业电影。就笔者直观搜集到的反应来看，多数观赏者也不把它当作是一部主旋律电影而认为是商业片，而政府也不会将这部影片作为发文件组织观看的片目。从其观赏机制来看，《风声》将其主要吸引点放在悬疑、对于血腥酷刑和受虐场景的营造和欣赏。将其放在主旋律电影框架内加以评说的学者也认为“它是一部最不像主旋律的主旋律影片。透过紧张、压抑、血腥的表面可以清晰看到影片对真、善、美的传达”②。从思想内涵来看，也只是通过人物身份和时代设置（英雄人物是共产党员、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完成抵抗侵略者、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任务等方面完成与主导话语的应和。因为其血腥写作的观赏趣味设置和“杀人游戏”故事结构方法，《风声》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系统的指向性是比较弱的。 还有一个现象是学界论述主旋律电影时较少涉及的：主旋律电影的一些观念要求和叙述形态明显地渗透到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中，这就是近年来一直延续的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主旋律化走向。如果说《风声》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梅兰芳》和《孔子》则可以说是艺术电影的主旋律化。《孔子》中对个人与历史使命关系的表现、领导对该项目的艺术指导和运作协调都是主旋律电影的运作特征③。香港电影《十月围城》也是融合了主旋律观念的商业电影，这不仅表现在对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孙中山革命这一历史背景的选择上，还表现在两种对人的基本理解的并置或者抵触上：以为一个历史伟人牺牲的宏大叙事理念和个人动机作为行动出发点。 主旋律电影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着重历史叙述而远离当下现实。重要的主旋律作品极少是书写1949年以后的历史的。近年来故事背景离当今最近的《高考1977》也是三十年前的历史事件。与电影行业领导一直呼吁的“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创作要求相对比，这一特征更值得研究。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表示奇怪：“难道中国电影专写历史，美国电影专拍未来，这种奇妙的国际分工……真要延续到2050年之后或更遥远的将来吗？”④ 这种远离当下使许多主旋律电影的文本呈现出某种“不及物性”。罗兰·巴特概念中的“不及物性”是说文本与艺术形式系统有关、文本更多地是跟语言系统内部进行对话，而与现实、社会无关。而在主旋律电影中，这种远离当下现实的“不及物性”是一种明确的对现实境遇和现实矛盾的回避：“国庆献礼电影《万家灯火》写了10年前北京旧城改造的故事，影片批评了房产开发商，但委婉得多；导演安战军的结局处理本来是感慨式的虚笔，在审查意见指导下，落实成大杂院里苦捱多年的居民幸福地搬进了漂亮的新房。”⑤ 二、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流化探索 从艺术方法和运作模式上考察，《建国大业》是主旋律电影中走向商业化最为成功的。它的主流化探索大致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1.大量使用明星：对观众欣赏快感的承认及话题制造 《建国大业》的最吸引人之处是它对明星的大量使用和反常规使用。制作方的宣传炒作点集中在这上面，观众反应和报刊评论也都将焦点聚集在这里：“这部电影值得看两三遍，因为第一遍看的时候，辨认172位明星的面孔可能让你眼花缭乱，无法细心体味剧情。”⑥ 但是，最革命性的变化其实不在表面的明星使用而是对观众观赏心理中寻求快感的承认和遵从。相对于传统中国电影的宣传功能而言，韩三平的理念是很有突破性的：“就像买东西一样，观众看电影也是要花钱买舒服，所以电影必须要让观众感到愉悦。”⑦ 在发表这段话的报纸标题中，这句话被改为“观众看电影是花钱买痛快”。在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对大众在艺术观赏行为中寻求快感动机的承认，也看到商业电影中利用观众追随明星、关注明星的心理来营造炒作话题，用这些关注点来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是典型的商业电影运作模式。对观众快感的承认，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出发点来说是有着某种革命性意义的。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就将他肯定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的理论描述为“关于快感的理论”⑧。 笔者在几乎所有的评论和理论写作中都十分强调中国语境，都强调承认和紧紧扣住这一特殊语境来梳理数据、分析论述。我们注意到，在一部影片中这样大量地使用明星在世界电影史上可能是从未有过的，如果以按质论价、计算投入产出这一套商业电影的规范来考察这部电影，它有着极大的违反规律的特征。正如许多报刊和电影创作者论述到的，这是由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文化特色决定的经济运行模式。这一电影的成功模式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它不是一部商业电影。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本片的“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⑨ 带来的另一个效果是政治宣教功能的弱化。如果与传统的主旋律观念和同为献礼片的《天安门》、《铁人》等影片一比较就可看出，明星成为观赏重点多少使这部影片作为意识形态宣传任务的所指虚空化，或者说是所指的能指化，即淡化信条宣教，聚焦观赏快感。但是，就叙事肌理来分析，这一点与下文所考察的叙事上的权威性又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