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纯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市场中屡受挤对，处于边缘位置。有人悲凉预言，现实主义电影已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将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且不论现代性的标识究竟为何，但现实主义电影的集体“失语”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影片《唐山大地震》的成功上映，为这场朦胧中的争论投掷下重磅砝码，它有力地证实着现实主义电影在当今审美背景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在强劲地修正着关于现实主义电影的各种陈腐观念，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进行着现代意义上的升级、转换和改造。可以说，这部影片的出现，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走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其意义超出影片本身，从而给中国电影带来普遍启示。 中国电影百年以来，一直在寻找和探索对于民族和大众最为可靠的道路，现实主义创作始终担纲先锋和中坚力量。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所形成的创作高峰，被诗意地誉为“行走的沧桑”、“不屈的悲伤”。然而，高峰过后，现实主义电影也面临着多种冲击：独树一帜的个人主体性冲动，冲击着以集体记忆和公共积累为核心的群体性模式；多侧面甚至是背向式观察与思考，冲击着正面表达与叙述的主导性思维；而现代性焦虑所引发的缭乱感受和破碎意象，也冲击着现实主义创作中曾经建构的完整性与和谐度。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多媒体、新媒体的多重包围下，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从高峰跌入低谷。恰逢其时，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重装上阵，用科技和工业强势，重新缔造着电影的形态和类型，包括欧洲作者电影体系在内的世界电影阵容，都遭遇了好莱坞电影的席卷式裹挟，在这样的背景轮廓中，中国电影普遍陷入了“方法论焦虑”，现实主义电影的犹疑徘徊也在所难免。 横穿中国电影百年的现实主义创作源流，是否在今天揖别历史，消遁于无形？中国电影难道在百年之后，因为“方法论焦虑”，而进入令人目眩的方法狂欢？事实是，中国电影在努力进行着各种尝试性实验，方法的翻新也在构成新的娱乐图景，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引发观众的普遍拥戴。人们还在对电影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拒绝你的方法实验，但要追问你的电影本质和电影意义。在这样的追问中可以体会，现实主义电影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它还是观众的本质需求。但，现实主义如何穿越现代化的洗礼，完成其在现代化程序中的蜕变，使之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这成为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一个最大课题。 用合法性叙述重建信任度 诚信本来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失去信任是现实主义概念的最大悖谬。但具体创作中，很多取材于现实的电影题材，采取的叙述方式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策略，却屡屡遭遇观众的质疑和舍弃。这种不信任就涉及电影叙述的合法性问题。叙述的合法性原则，应该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真实规律和心灵的真实法则之上，这是电影的根本起点。“以人为本”，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正本清源，也是现实主义电影铁面无私的法则。在日常生活的源流中，寻找人心的脉络，人性的曲折，是电影合法性叙述的必然途径。忽略了这个根本性起点，无论选择多么宏大的社会性主题，寻找到什么样的历史性结构，试图把人作为历史潮流的裹挟者，作为社会运动的附属者，对世道人心的原生性、复杂性、微妙性进行抽象的概括和简写，将人生诗化、美化、传奇化，从而在为我所用的剪裁中强化社会历史学的某种意义，这就僭越了电影的合法性叙述，使电影流淌在生活和心灵的法度之外，电影的信任度便会在残酷的“文化折扣”中丧失殆尽。 所以，现实主义叙述的合法性首先要求电影要敢于面对真实的世俗生活。走出社会历史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模式。《唐山大地震》也是借助于一个大的灾难背景，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很显然，影片把灾难和事件的承受者具体到一个家庭，具体到母女关系这样一个看似窄小的立足点上。之前的宏大叙事，很难有这种带有冒险意义的选择，往往担心如此选择，会遮蔽住蕴藏其中的社会历史力量。在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事件之下，是面向集体还是面向个体，是面对社会性群体行动，还是面对人心在承受中的艰难历程，这既是新闻和文艺的不同选择，也是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根本区别。选择前者，有可能成为新闻的人工复制，还有可能在复制过程中因主观目的性的强调而产生虚假；而选择后者，《唐山大地震》的共鸣和口碑正在广泛地证明。 长期以来，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多倚仗着“典型概括”的能力，更多地从共性和普遍性出发，对生活进行着抽象的“提炼”，一个人和所有人失去了界限，心与心之间也没有了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叙述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主观目的性和社会功利性，宣传功能和新闻功能起着内在的支配作用，如此一来，电影的“行政性”就覆盖了电影的艺术性。就唐山大地震这一灾难性历史事件而言，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叙述圈套：用群体行动的抗震救灾，阐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而这样的任务其他媒介已经完成，无须电影艺术再来一次重复性的额外担负。这种取向的“正确”性，恰恰也在构成对艺术合法性的凌驾和伤害，电影承担着不该承担的任务，成为多余的注脚，稍有不慎，还会成为虚假的佐证。影片《唐山大地震》回避了这种模式，选择了个体心灵的“余震”和特殊亲情的重建，在世俗生活的灾难承受中，渗透出多层面的人文价值。这是艺术的分内职责，电影在这样的叙述中取得了合乎生活本身、合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它从宏大叙述的既定格局中走开，把视点还原到人间烟火之中，用小视角承担大格局，用心灵史化解灾难史，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来聚焦核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特别尊重影片面对这个题材时舍大取小的勇敢选择，实事求是的自主裁决，观众并没有因为影片的题目之重大敬而远之，合乎艺术法则的电影叙述正在赢得人们的普遍接受。 重建现实主义电影的信任度，要从电影叙述的合法性入手，检点曾经出现的超越叙述法则的不正常现象，用合法性求得真实性，用真实性获取信任度。在社会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化日益发达的时代，真实性要求、合法性要求已经成为电影叙述的基本门槛。影片《唐山大地震》看起来是在向原理回归，但更应该看作是向现代化过渡，因为在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特殊语境中，它挣脱了一般模式和习惯性思维，不惧风险地靠近艺术真理，其挑战的勇气具备了充沛的现代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