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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不禁想到近年两部颇有反响的艺术教育电影：2003年的美国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和2004年法国恺撒奖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如将它们与《死亡诗社》一起参看，极易得出三者类型化的一面：颇为相似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主题表现……而最挥之不去的印象是，在谢幕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艺术教育家从影片中一路走来，但又始终孤独。 一、启蒙者被放逐 跟随这孤独身影，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她”的发展轨迹。 
三个故事都发生于制度森严的封闭式寄宿老校：《死亡诗社》，1959年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蒙娜丽莎的微笑》，1953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放牛班的春天》，1949年法国乡村的“水池之底”教养院。影片为艺术教育家的出场做足准备，初来乍到，便带他／她见识了学校的历史与制度：《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在影片伊始分别安排基丁、凯瑟琳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情节。师生相见，开学仪式是最习以为常的时机和场合、最自然不过的开端。因此，影片也往往在一开始就将艺术教育家推至公众兴趣的焦点。威灵顿学院的开学典礼庄严如宗教仪式，郑重申明百年老校的“四大理念”——“传统、荣誉、纪律、卓越”；卫斯理学院的大门被自信、优秀的女生代表叩响，她朗声道“我是所有的女性”，“以勤勉唤醒我灵魂，将生命奉献给知识”。（事实上，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象征性文本的丰富，影片自身逐渐对此形成反讽：女子联谊会叫做“亚当的肋骨”，而凯瑟琳也渐渐发觉这只不过是一所“以大学为名的女子进修学校”，不培养女性领导者，而为“未来的领导者”培养“他们的妻子”。）《放牛班的春天》中，“池塘之底”教养院，收留所谓“有问题的孩子”，自然没有精英教育的名校排场。但影片通过安排“神父眼睛受伤，校长紧急集合，寻找并严惩肇事者”这一系列尖锐冲突，迅速将教育者推至学生面前、将学校呈现在教育者面前。 
作为艺术教育的双方：艺术教育家——常以格格不入的形象闯入我们视野。在这三部影片中，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代课老师”的特殊身份出现，从开始就带着不稳定、临时性的因素，同时也暗示其暂时性，自始至终隐藏着始料未及的变数。受教育者——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总要经历好奇打探、抵触为难、产生兴趣直至敬仰追随的起起伏伏。他们在权威话语下貌似服从，内心反叛。教育之初，新老师难免遇到阻力，而很快就以其特立独行的启蒙方式、热情关切的人文精神受到尊重爱戴。最终，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遭到棒打，有人放弃，有人沉默，有人依然平庸，用基丁所引的诗来形容，就是“在死去之时，发现我从来没有生活过”。 艺术教育的内容与手段，在此类电影中一是推动叙事的线索，一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介质。基丁、凯瑟琳和马修在解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时，无一不郑重地说——“我只不过教学生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传统教育以显性、公共、既成的标准衡量学生价值，最终结果必定是表面整齐划一，实则良莠不齐，也必定会出现托德那样始终生活在压力中以致失语的孩子。“新的视角”，就是回归内心，让一切从“心”出发。生命生来不是为了符合标准，标准应是让真实生命获得真正的价值衡量。为此，基丁撕掉序言，让学生每人写一首自己的诗；凯瑟琳抛开大纲，让学生画属于自己的向日葵；马修组织合唱团，让孩子们开口唱自己拿手的歌，并以他们的音色特征分部演唱。这所有举动，都在鼓励孩子们大胆张口，任真声自胸臆流出。 影片往往以艺术教育者被放逐的命运作结。星火可有燎原之势，作为“权威”“纪律”代言人的校方察觉之后，将可能出现的思想革命扼杀襁褓的最好办法，就是放逐“始作俑者”。基丁以导致尼尔自杀悲剧的罪名离开，凯瑟琳理想破灭后递交辞呈，马修因玩忽职守被辞退。似乎无一不是悲剧。 不过，我们愿意一遍遍重温这些电影，并非不介意结局的可预测性，而在于它们无比配合我们内心的期待。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总会有追随者，希望总会延续。学生们站在桌上向“船长”致敬，托德身形挺立如烛光，摇曳生辉；女孩们骑车追赶凯瑟琳离去的汽车，贝蒂泪流满面，伸手与车内老师相握；孩子们唱着老师写给他们的歌，从窗口飞出一个个写满祝福的纸飞机，佩皮诺偷偷跑出教养院并追随马修离去。我们如此深信前途的光明，虽然只是留待明日。希望实现的可能发生在镜头之外，电影只是展现了希望实现前的艰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