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日渐被整合进了全球化的电影版图之中。然而，全球化始终是一柄双刃剑，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自身条件相对羸弱，如何利用他人的经验，在追赶世界潮流的历程中，闪避甚至超越一些已然被证明了的陷阱，就能用较小的代价构建起良性互动的自主性格局，免于步他人之后尘，沦为先发国家二次技术与产业的转移地。 ●在纷繁复杂的电影现象中，“第五代”的“陨落”与国产大片的兴起，以及“新生代”的回归与国内市场的冷遇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两大现象。对它们的研究既关涉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思潮、民生的整体迁移和转捩，亦关涉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控制形式和文化批判理论。在这样两个参照系交叉而成的坐标上，我们就有可能避免孤立地看待一些对未来实则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从而有可能进一步还它们以本质意义上的真实面目，将它们归入适其所是的位置。 “第五代”的“陨落”与国产大片的兴起 观众普遍表达了对某些国产大片缺乏人文意涵、只事娱乐的失望，我相信这并非是在质疑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是他们对以国内一些一流导演在市场化名义下放弃人文关怀、惟票房独尊的担忧。当前国内电影创作中出现的向娱乐化、消费化整体位移的态势，不能不说与他们的示范颇有关联。 新世纪中国电影走出低谷的标志性事件，无疑应首推2002年由新画面影业公司等三方联合出品的古装武侠片《英雄》。《英雄》如同一针强力的兴奋剂，陡然提振了国内民众对中国电影的信心，并让业界人士看到了在好莱坞霸权语境下，民族电影自卫的策略与出路。当然，《英雄》在被目为中国第一部商业大片并成功夺取高票房的同时，也激起了对影片的历史观、叙事能力、色彩处理、甚至社会良知等诸多方面的众声诟病。口碑与票房的悖反，从此成为了新世纪中国电影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有趣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民众期待与导演选择的差异，背后则潜伏着更为深层的创作心态与“文化工业”的阴影。 《英雄》绝非横空出世，它的脐带其实连接着1994年以分账放映形式强势来华的好莱坞大片。也正是在那一年前后，以艺术探索立名的中国“第五代”导演群彻底走向了瓦解。或许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第五代”的崛起不仅是顺应了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重估的思潮，更是拜当时世界影坛劲吹的民族电影之风所赐。而当90年代中后期，好莱坞的高科技理念挟经济－文化全球化之势，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电影的走向，崇尚娱乐的消费型影片重又大行其道。中国在这一轮浪潮中，以经济先行的姿态表现出了积极转型的追随意愿。那么，国内文化格局的整合也就为期不远了。虽然观念已明，但创作习惯的改变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于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往昔的文化激进派，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创作的蜕变期。这种蜕变表面上是从严肃、神圣、沉重的文化寻根、文化批判题材，转向了凡俗、热闹、充满戏剧性和精致、悦目影像的都市传奇、乡野传奇；实质上乃是通过杂糅精英禀性与大众趣味，企图在市场主导的新秩序中，赢得一个较为主动的局面来规划新的势力范围。然而，令他们气馁的是，种种努力似乎均不见成效，尤其是在好莱坞大片的挤压下。 1999年陈凯歌毅然携八千万人民币拍摄了影片《荆轲刺秦王》，这部大型古装历史片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英雄》的先声。我相信陈凯歌一定是在认真地研究了好莱坞这个令全球影人头疼的对手后，颇感有所心得，才敢做此奋力一搏。《荆轲刺秦王》显然是冲着大历史、大人物、大场面而去的，八千万人民币在当时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投资纪录，演员方面也是国内一线明星阵容。看得出陈凯歌是在调动由往日之美誉所累积的一切资源，用好莱坞的战法来和好莱坞进行一次正面的大军团决战。但恰如壮志未酬的荆轲，陈凯歌此番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也许他没有明白为什么，却让冷眼旁观的张艺谋悟出了道道。从影片形态上看，《荆轲剌秦王》依然沿袭了陈凯歌在创作蜕变期所采用的一贯叙事策略，即用戏剧性、大场面和精致的影像去包装对人性的深度探索，实际上仍是精英意识的变相释放。只是《荆轲刺泰王》在规模上达到了当时的极致，似乎颇具几分进口大片的卖相，由此不啻裸露出了它与进口大片的本质区别。回望九十年代中期，也许是当初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大多数对美国文化、历史等因素的陌生，因而刻意引入了一批走眼球路线的大成本影片。所谓“走眼球路线”是指影片主要诉诸观众的视觉感受。节奏明快的镜头、路径诡异的拍摄、眼花缭乱的动作、赏心悦目的场面、注重外在效果的表演，都是此类影片必不可少的元素。我们甚至可用“场面电影”的概念进一步强化勾勒这种风格，即影片的创作围绕几个有创意的场面，而不是集中在故事上。故事只是一支粘合剂，用来将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精彩场面合成整体。场面电影旨在呈现的不是视觉化的故事，而就是场面本身，用它直观地刺激观众的眼球，制造眩目与震撼的感官愉悦。这一遴选影片的策略正切中国内急遽形成的电影消费观念。于是，那些用高科技打造的一幕幕撼人心魄的好莱坞视觉盛宴得以奇迹般地拢聚人气，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艺谋成为了第一个彻底挥别精英旨趣，打造视觉大片的国内一流导演。 《英雄》仿佛是《荆轲刺秦王》的放大。一样的历史背景，一样的刺秦故事，只是投资规模上升到了两亿多人民币，演员阵容扩展到了更具知名度的香港一线明星。其实，两片在制作理念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如果说《荆轲剌秦王》是从正史的角度切入，试图将鲜活生动的性格元素注入史学典籍中干瘪笼统的描述，目的是把居于庙堂之上的历史人物的凡俗逻辑召唤出来；那么，《英雄》就完全是一部野史，甚至可说与历史无关，仅仅是利用了这个著名事件的局部构架来嫁接一个纯然虚构的故事，而故事又仅是用来开启并贯串场面的工具。《英雄》的核心是一幕幕精心打造的场面，是动作、场景、特效，相互辉映的华丽呈现。 “刺秦”只是制作者在视觉设计和营销宣传上可以用来加强“中国化”的一个道具罢了。因此，张艺谋对好莱坞大片的理解不是简单的规模放大，而是根本性地改变了制片观念上的传统主次关系，即从“故事第一、视觉第二”走向了“视觉第一、故事第二”。由之，将《英雄》界定为中国第一部商业大片的判断标准，显然在于它是第一部为大众市场度身定制的走眼球路线的高成本影片。继而推出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亦是这样一种理念驱策下的系列产品。当然，还包括陈凯歌醒悟后的跟进之作《无极》，以及冯小刚的《夜宴》等作品。这些影片刮起的一轮轮票房风暴，完全扭转了九十年代进口大片风景独好的局面，似乎可以被认为是又一次国片复兴运动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