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教授说，“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是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本文把谈论对象确定为“知识人”，希望能减弱“知识分子”过强的功能性，避免这个概念在近年来引发的种种异议。 在知识人的各种关系中，两性关系始终是被艺术作品表现的重要方面。不仅因为这种关系类型体现了知识人本身的诸多特质，还因为在两个人的世界里，知识人与另一半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知识人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隐喻，正如许子东所言，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距以及对文化差距的消除”带有传统的启蒙意味。 启蒙是否可能：被毁灭的知识人个体 陈凯歌在其执导的电影处女作《黄土地》中所探讨的一个深层次主题实际上便是“启蒙是否可能”，男性知识人对女性进行了启蒙，但是他却无力承担启蒙之后的后果，最终被毁灭。在这部影片里，通过对顾青和翠巧之间关系的表现，陈凯歌实际上提出的是启蒙过程中的常见命题，那就是启蒙是否适合所有人、个体该如何承受其中蕴涵的强大破坏性力量。在李少红执导的影片《血色清晨》中，男性知识人与被启蒙的女性一起被毁灭，其结局比被启蒙者更加惨烈。跟顾青启蒙的方式有所不同，李明光没有任何说教的企图，他的启蒙与革命无关，而是带有一种个人性，来自于他在感受和表达时传达出的细腻情感和知性魅力。但这种非有意的启蒙也因其个人性而显得十分脆弱，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承担。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里也有一些女性的经历带有某些被启蒙的意味，但是往往并非来自于男性知识人。例如，在女导演张暖忻执导的《青春祭》中，女知青李纯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受到政治性和文明性都很“落后”的少数民族群众的触发，源于那些古老率真的情感模式的强大冲击，就像她自己后来感慨的那样，“不管怎么样，我在这儿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与李纯相比，跟她一同下乡的男性任佳属于当时比较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青年，但是始终想要离开傣寨的他却没有得偿所愿——最后因为一场事故永远地留在了傣寨。这部影片中的男性知识人不仅没有对女性形成启蒙，自己也只能停留在女性的记忆之中和历史之外。 “同是天涯沦落人”：非启蒙性的两性关系 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故事模式中，女性获得“真理”的过程并不是通过男性知识人的启蒙来完成的，而是女性自己主动发现的结果。女性与男性知识人之间发生爱情可能是因为他所具有的知识，也可能不是。知识人尽管代表了真理，但却始终是被动的：他不仅需要女性的教助，而且在两性关系上也往往是被动接受情感的一方。 在《天云山传奇》中，男性知识人罗群的政治生涯严重受挫，对于女性的“启蒙”权力已经被剥夺，所以他也已丧失了对女性进行启蒙和改造的愿望和能力，只是被动地与女性形成了一种平等依存的关系。在《牧马人》中，许灵钧决定拒绝美国生父“子承父业”的邀请、留在妻子身边时，他所表现出的实际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同一阵线”的立场，也就是说，选择和他妻子在一起，并不是要对她进行启蒙，而是只有跟她站在一起，自己才算政治正确。在这部影片中，阶级立场与民族情感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芙蓉镇》中的男性知识人秦书田对于女性胡玉音的拯救不是对她进行思想上的改造，而是在两人最艰难的时刻，用家庭的温情让胡玉音有勇气“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在谢晋这三部影片中，男女双方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彼此在生活中的相互支撑，带有一种传统的患难夫妻的伦理美德。
在《孩子王》中，老杆儿与来娣之间的含混关系暗示了知识人自身处境的尴尬。来娣对文化是有向往的，她喜欢老杆儿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老师身份，但是她并不需要老杆儿的启蒙，相反，她把自己置于跟老杆儿一样的位置，她认为自己也可以跟老杆儿一样去学校教书，尽管她是准备去教孩子们唱歌。老杆儿并不喜欢来娣，但却在她面前表现得比较弱势，除了在外表上来娣的身体显得更加健壮，性格也更加粗犷，在精神上老杆儿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文化差距”所带来的优势。陈凯歌在《孩子王》中探讨了知识人在自我认同上所遭遇的无法解决的困境，这种困境突出地表现在知识人在启蒙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而其中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
被误读和被嘲讽的启蒙：并非合理的两性关系 1999年，张艺谋拍摄了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很不错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在这部电影中，女性对于知识的崇拜迷恋、女性与男性知识人之间的爱情都做了唯美化处理，两者之间被赋予了一种直接的联系，使得这一爱情故事就像一个充满乡愁的童话。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过去，而在现实生活中则难觅踪迹。因此，如果当一部影片中的两性关系并非合理与和谐时，便会对两者之间原有的启蒙关系造成强烈冲击，知识的权力被消解，知识的启蒙意义也被误读或被嘲讽。在《一声叹息》中，梁老师和李小丹在初次见面时并非一见钟情，李小丹没有表现出对梁老师的崇拜，而是表现出一种误读。“我看过您写的《想哭就哭》，觉得特逗”，“嗨，我那写的是一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