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2-0019-06 电视剧《蜗居》与电影《色戒》一样属于“问题作品”。①所谓“问题作品”并不仅是指作品表现的题材具有颠覆性，而是指作品播出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的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此，这种作品可以当成一种社会历史文本来读解，有时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事件来看待。由于《蜗居》的前史是作家六六的同名小说，而六六的小说又涉及震惊中外的贪污腐败案件，所以该剧的播出必然引发对于相关事件的再度关注，其中无疑也包括大众对于高官腐败内幕的揣度与猎奇。另外，《蜗居》涉及的房地产业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同时它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的生存境遇，有些工薪阶层一生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最终最理想的也许就是仅仅能买得起一套自己的房子(很多人根本买不起)，如果这套房子出了问题，他们一生的血汗将有可能付诸东流。所以，《蜗居》的热映并不在于它的故事讲得如何巧妙，而在于它触动了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地带，这个地带维系着普通老百姓的核心利益——住房。 一、《蜗居》所涉及的权钱交易黑幕在房地产业不能够说没有；《蜗居》所表现的飙升的房价，在中国也不能够说不现实，然而，《蜗居》的影响难道仅仅内在于它揭示的房地产业的黑色交易、以及房价的飙升给普通打工族造成的生存压力吗？显然不是。在商业化的中国电视市场中，《蜗居》真正诱导观众的动力来自它对社会政治事件的隐喻性表述和男女情感关系的真实刻画，遗憾的是它的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 《蜗居》里的江州市，是一个被虚构的中国城市，然而，在这个虚构的城市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锦江出租汽车公司的标志，是拥挤的石库门房子，是主人公提及的“复旦大学”，是说着上海话的商店导购员……观众完全能够从电视剧里看到诸多上海的标志性符号，也完全可以识别出江州实际上就是上海的别名。可是，这样一个明显就是上海的城市在电视剧中却偏偏叫江州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现行的电视体制下，为了防止有人把电视剧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对号入座”，把电视中的地域与现实中的地方等同起来，电视制片方通常会采取一种规避策略，以此来强化电视剧的所谓假定性，使观众确信这是一个发生在想象空间的虚构的故事，避免相关的机构和个人出来指责电视剧损害了他们的名誉。 可是，与其他电视剧有所不同的是，《蜗居》的作者显然并不是要把上海的形象从电视剧中完全抹去。《蜗居》影射到一个真实的有关社保基金犯罪案件，这个案件的核心人物就是原上海的一批高官。作为一部取材于这个案件的电视剧《蜗居》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彻底排除了剧情与案件的瓜葛，可能会使其收视率大打折扣；可是如果要是完全把这部电视剧变成一部以社保基金案为核心内容的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不仅在审查方面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已经被公开曝光的腐败案件，观众对其结局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这样它的商业回报也不能保证。所以，《蜗居》采取的是一种明暗交织，真假交错的叙事策略，作者除了不在电视剧中使用真实人物、真实地名之外，在叙事文本中尽量还原了上海的真实面貌，包括主人公的社会职务、汽车的牌号，熟悉案情的观众一看就知道，宋思明的原型是某个真实人物的化身；这样在观众的心里《蜗居》就不是一部像《七十二家房客》、《编辑部的故事》那样纯粹虚构的电视剧，而成为一部与中国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相互接壤的叙事文本，一个反映中国腐败官员私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如果我们把这类作品也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电视剧，那么只能说它是一部黑色的现实主义作品。 电视与电影一样，都是文化产业的一种，它的社会定位决定了它必然是经济供需关系链上的产物，再好的电视剧也被认为是在出售一项服务，确切地说是在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大多数人经常是为了作品所提供的感情内容去看电影或是看电视。②。作为一部以商业诉求为主旨的电视连续剧，如前所述，《蜗居》这次吸引观众的最大“卖点”其实就是其中所讲述的涉及高层腐败的真实故事以及嫁接在这个核心故事上的“房奴的故事”和“小三”故事。为什么说在整部电视剧中篇幅并不大的腐败案件是这部作品的核心故事呢？因为腐败案件是支撑这部电视剧人物关系的中心事件，它实际上是《蜗居》故事的母体，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小三”的故事则无从建立，房奴的故事尽管还可以继续，但其现实的力度也会黯然失色。其实，自电视剧《新星》(1986)播出以后，就证明了中国的电视观众对于社会政治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收视热情。这种热情在对《苍天在上》(1995)、《抉择》(1998)、《绝对权力》(2002)的观看中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直到《蜗居》依然还在延续。其实西方的观众同样对社会政治题材的作品有很多的观看兴趣，包括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电视、电影都会受到特别的青睐。所以，一部在商业主义语境中出现的娱乐性电视剧，其实锁定商业卖点却是现实的政治事件，它的风险底线是我们的电视生产体制和电视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接受程度。 二、《蜗居》玩的并不是叙事游戏，而是一种嫁接在故事情节之上的价值游戏，故事中的人物在不同的价值取向间来回摇摆，如果一部有强盗的作品引导观众向强盗认同，一部有窃贼的作品引导观众向窃贼认同，所有罪犯的作品都让观众向罪犯认同，那我们头顶上价值的天空将是一片黑暗！ 即便观众对于涉及社会政治事件的电视剧情有独钟，任何腐败案件提供的真实事件，都不会符合一部电视剧的商业诉求。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涉黑的官员与一名女子的情感关系如何确认，他们是一对一见钟情的恋人，还是一对逢场作戏的“戏子”，他们是两个权钱交换的生意人，还是两个纵情声色的性伙伴，都无法判断。即便就是能够判断两人的真实感情状态，也未必能够适应电视剧的商业化叙事逻辑。所以，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也不可能按照现实生活中的某人人物的亲身经历来描述，作为一对电视剧中的人物，他们必须服从电视剧的商业化写作规范，不幸的是这种商业化的写作却在这次操作中葬送了整个电视剧的商业前景。不仅因为这部电视剧与现实的腐败案件存在着无法了断的联系，而且就一部主流电视剧而言，《蜗居》也存在着诸多在价值导向上的偏差。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许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贪官宋思明以及对依附在其权力与金钱上的郭海藻产生价值上的认同，使他们对人物的判断陷入到一种负面的价值取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