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曾指出：“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1)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这部著作并没有对“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制作的史实给予相应的重视。2004年以来，在“重写电影史”的呼声中，“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开始引起研究者关注，显现出一种更开放的史学视野，预示着试图重新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趋势。(2) 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鸳鸯蝴蝶派”文人参与电影编导这一范畴，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这派文人不仅做编剧、当导演，而且自20世纪10年代末以来，他们撰写的电影批评、电影小说和以电影为噱头的小品文就随着各种电影杂志和其他各色报刊游走于现代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了。(3)可以说，“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现代中国城市的印刷媒体上构建起一个相当重要的电影书写网络，而且，在他们的感召和扶持下，更多趣味相投的通俗文人都参与到电影写作中来，支撑起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电影世界的一片天空。 另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鸳鸯蝴蝶派”文人就遭受着“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猛烈批判。(4)新文化作家指陈“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戏谑、笑闹和色情，固然是事实，但他们对通俗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高蹈的道德姿态和“扣帽子”式的大话语调。如果我们放弃攻击式的论述，仔细阅读通俗文人的作品，尤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文字，就会发现通俗文化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深邃思想和人间情怀，并不是简单地“扣帽子”就能抹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不仅是还原和建构完整的中国电影史图景的需要，也是思考“早期中国电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关系”的史学要求。⑸) 本文难以对民国时期通俗文人的电影书写作全面系统的论述，我将以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批评为中心，择取有代表性的文本来集中讨论：“鸳鸯蝴蝶派”文人如何将中国传统负载于电影批评之中来回应现代社会？传统文化营养在现代中国电影批评里的回响对于中国电影创作、电影文化事业和城市平民大众的影响与意义何在？我将援引芝加哥大学的印度裔美籍中国现代史专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观念，尝试以“复线历史批评”(bifurcated historic review)来概括和阐释“鸳鸯蝴蝶派”文人电影批评的一种思想风貌，并从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电影批评对后“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平民的思想启蒙、电影批评对历史片创作的深远意义、电影批评对早期中国电影史述的多元开拓。 一、“说伦理影片”与后“五四”时期的再启蒙路径 如果我们稍稍检视一下“五四”以后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引起震动的影片，就能从中窥测出“伦理道德”确是那时中国城市平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从1921年的《阎瑞生》到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甚至包括1922年以来数度映演而轰动中国的美国影片《赖婚》(Way Down East，David Wark Griffith，1920)，(6)其中所触及的无论谋财害命，还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等等，都映照出后“五四”时期中国平民生活里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1915年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所呐喊的思想文化启蒙，还远未深入大众民心。或者说，在实际接受层面，由于平民阶层对精英启蒙话语的误解和盲从，反而带来更多的新问题。当然，1912年中国封建帝制崩塌后的文化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只靠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游走于校园街头的青年学生就能完成。但遗憾的是，20年代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基本放弃了对电影这一拥有相当广泛的城市平民接受群体的文化事业的扶持。(7)反观20年代的中国电影，真如新文化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只是充斥着旧道德和黑幕的没落世界吗？虽然柯灵(1909-2000)先生曾说“‘五四’运动发轫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电影领域基本上处于与新文化运动的绝缘状态”，(8)但毫无疑问，启蒙的气息仍然浸润着电影圈。(9) 不像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有着教授职衔，“鸳鸯蝴蝶派”文人大多必须依靠写文章、做电影、办杂志来谋生，这决定了他们的种种文化活动都必然心系城市平民大众的所思所想。当然，“鸳鸯蝴蝶派”本就是一个偏狭的称谓和相对松散的群体，其间鱼龙混杂。在上世纪20年代无序竞争的中国电影市场，各色文人参与编导的粗制滥造的影片恐怕不在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鸳鸯蝴蝶派”的一拨中坚人物，在后“五四”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中国传统文化营养为渊源，借助电影和电影印刷文本对抗着涌入中国后变质了的某些西方观念。上世纪20年代中期，正当伦理电影兴盛之际，“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1895-1968)(10)刊发了一篇重要影评：《说伦理影片》。(11)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其论题重要、论述充分、论域广泛，实可作为后“五四”时期中国电影批评的一个代表文本。而且，类似这样的文章，在包天笑(1876-1973)、范烟桥(1894-1967)、程小青(1893-1976)、陈小蝶(1897-1989)、江红蕉(1898-1972)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中，并不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