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院中的声音现象与影院文化、电影技术、空间形式的变迁密切关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电影文化史论题。研究者可通过报刊和地方史志等资料对影院声音史进行研究，并借此观照具有地方性和独特性的声音事件、语境和文本，勾勒出宏观电影史论述之外的微观历史。默片至有声电影过渡时期中国电影院中的声音类型主要包括电影配乐、人声和有声电影技术制造的新声音，它们涉及到空间、权力和文化翻译等现代文化论题，在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现代性语境中展示出多重文化意义。 一、过渡时期中国影院声音史的对象、层次与论题 相对于电影作品、创作者和电影流派的宏观历史，电影院中的声音现象提供了一条相对隐秘的现代文化史线索。虽然对于电影声音现象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时新的电影文化论题，但随着新理论背景的出现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默片时代的电影院也开始引起当代文化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20到30年代默片至有声电影的过渡时期，电影院中的声音现象成为了电影声音技术和感知方式变迁的表征，但在国外研究者围绕电影技术、电影放映空间的结构、电影工业发展的历史等方向形成一系列专门研究成果的同时，当代国内学界的研究策略则或将中国默片时代电影院中的声音史论述内含于宏观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表述而语焉不详，或以有声电影时代的电影音乐为主要论述对象，或以收集编写中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文献资料集为手段，而在面对具有地方性、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中国影院声音现象方面却缺乏专门论述①。本文即希望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以报刊和地方志等资料，探讨默片向有声电影过渡时期中国影院中声音现象的类别、环境、技术革新及其美学评价，以期在这一时期宏观电影史的框架下尝试一种微观研究的思路，勾勒出特定时代电影声音史的若干环节②。 电影声音史的对象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结合了不同类别的声音现象、放映空间、技术状况、观众反应和文化语境的声音事件。在电视与家庭影院未兴起之前，电影院即成为声音事件集中出现且深具代表性的空间形式，容纳着与电影放映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切声音类型。在研究者本土问题意识的观照下，默片至有声电影过渡时期的影院声音在中国影史的探讨中就占据了较为独特的位置。首先，声音是默片时代电影院空间的重要因素，众多的声音事件不但使“默片时代”的电影院从未沉默，而且以多变的形式彰显着独特的现代文化意义，参与构成了默片和早期有声影片映演、接受与再生产的多样性；存在于半殖民地时代中国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方差异又进一步增加了声音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其次，默片向有声电影的过渡推动了电影感知方式的变迁，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缠绕着技术与美学、西化与本地化、共通语与方言、空间与国族意识形态、声音与图像等现代文化议题。再次，这一过渡时期还发生了中国影院空间的重构和空间形式的更新，影院中的声音由此以技术推动形式变革的姿态与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进程相扣连，但交汇于中国电影院中不同声音类别的分散性又决定着它们分别拥有较为独特的历史线索，文化研究者只能在报刊、地方志、口述史和档案文献等零散的历史记述中窥见其面貌，这形成了中国影院声音史研究的迂回策略和对地方资料的侧重。 美国电影研究者里克·阿尔特曼(Rick Altman)的声音史论述较为宽泛地涵盖了现代影院内外所有的声音：“坐在前坐的小孩、冷气机的嗡嗡声、大堂内收银机的咔嚓咔嚓声、多厅型影院中隔壁厅的声道、外面经过的车声，还有其他不属于影片的声音，都是构成电影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要元素。”③在这些围绕影院空间而产生的声音当中，源于电影院内部且因电影放映活动而出现的声音构成了电影声音事件的主要类别，并因时代、地域差异和不同的电影史阶段而呈现为不同的面貌。依照默片时代多样化的声音来源划分，中国电影院中的主要声音类别包括现场配乐、解说员的声音、电影机器发出的声音、观众和影院管理者发出的声音等，它们分别源于观众席、解说席、弹压席、电影机器或影院空间的其他部分。这些声音借唤起、引导、控制和影响电影观众的感知方式，参与了群体或个体文化记忆的生成，并可进一步缝合影片文本、影院空间和意识形态诉求。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的探索及其在中国的放映实践则在为中国影院增添新的声音现象的同时，也开始从技术上抑制默片时代影院中的某些声音，将它们替代、削弱、排除、掩盖，逐步改变这一时代的影院声音构成，由此引导出与新的声音事件相关的技术、感知、认同等方面的文化变迁。 围绕声音技术的进步，过渡时期中国电影院中的电影放映活动开始展现“新/旧”、“现代/传统”之间的文化辩证。从乐队或唱片配音、蜡盘发音、维塔风系统到胶片发音和完全有声电影，不同声音技术形式构成了影院声音史的技术线索。这条线索在串联起过渡时期具有标志性的电影文本(如《爵士歌王》、《飞行将军》和《歌女红牡丹》等)的同时，也对应了影院建筑为了因应这种技术变迁而作出的空间布局。声音技术的探索与发展借助中国报刊评论与影院广告不断向观众推出新的电影文化景观，力图使其有别于“旧”的电影技术和影院空间。它们在默片至有声电影的过渡时期构建出日新月异的现代文化面貌，支持着有关电影声音的历史进化论。这种不断推陈出新的声音技术变迁在印刷媒体的推广下参与了中国制片业和放映业的商业竞争，也拓展着本土电影的表现力与形式创新的可能性。声音技术的发展使影院管理者在试图将观众的身体进行条理化的同时，又进一步要求一套引导、规范、控制和检查影院声音的律例，并在规训中推行着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文化制度和行为标准。在此，现代性以其对秩序的渴求呈现于影院声音的技术变迁和影院管理的规章条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