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02-0014-04 以政治家的逻辑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中无形的力量。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所约束的，例如罗马人旧的共和道德风尚消失时，共和国就被取而代之。”①普列汉诺夫所揭示的就是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基本功能：指导政治行为，促进政治发展和维持政治稳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然而，如何维护新的国家的稳定？如何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从根据地很快推及全国？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社会化、普及化由此被提到议事日程。政权的行政管理只能在形式上保证统治的有序，只有思想的革命才有可能使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地理解这一点。1942年的整风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思想统一、组织统一提供了保证，也为共产党对全国实行思想统一与组织统一提供了范本。在推广、宣传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广大基层组织共同信仰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指导的解放区文学队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形成了成果丰富的文学氛围。以“讲话”为理论基础，以“讲话”为指导在解放区的文学实践成为了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战线的主体基调，在全国欢呼统一的中国到来之际，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思想推及到全国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项政治任务的历史表述就是：铸造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核心，依恃组织战争时的社会经验，推进政治核心价值的形成，而不是任由“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②。其实质就是进行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使人民自觉地“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③这种自觉性思想改造必须靠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有意识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既宣布解放区文学界与国统区进步文学界在毛泽东文学思想的旗帜下的统一，同时也赋予了文学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具体任务。正如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团结，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努力用文学艺术的武器来加紧这种斗争和建设。”“我们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我们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郭沫若关于文学艺术界当时面临的工作的总结，是对文学界配合政治任务的具体表述，反映了文学艺术界领导层自觉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对解放区文学队伍、部队文学工作者队伍、国统区进步文学界队伍会合后面临的重要问题的认识。但是，当时的文化界人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之间的巨大差距，其主观意识来说，统一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唤醒了这些知识者民族复兴的热情，但他们并非全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作为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思想的创造者与阐述者，他们对政治文化的评判自有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发生在延安整风时期的“五四传统”(知识分子传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碰撞早已证明了知识者对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是有“保留”的认同。特别严重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随着他们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共产党思想的一部分，并以其更大的惯性危害着核心价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这种现象在文化艺术界屡有体现，并逐步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人物。尽管随着战争的胜利，公然地向共产党及其思想挑战的理论不再存在，但它们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表现。政权的建立仅仅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之一，而形成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建立为大众所接受的政治文化体系则需要长期的努力。文学艺术以其对政治的“从属”论断显示出对政治运动的服务功能，而如何使这一种政治“从属”功能与主流政治文化一致成为当时政治家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对文学界进行整肃，重新形成新的政治文学观念，并且服务于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成为当时文学领域的管理者、文学领域的作家、艺术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整肃与重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自1949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期间的主体基调，也成为了当时政治文学界的主流思想。其中又随着各种不同时期政治家对文学情况观点的变迁，呈现着不同情况，并体现在不同的政治文学事件上，以批判电影《武训传》对伪革命思想的批判，是以“暴力”革命为立国根本的政治思想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其目的是消解“五四”以来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斗争是仅次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对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结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学在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主流核心价值观念的社会化事实上成为了政治文学的发展主线。 《武训传》批判运动发生于1951年。批判运动的中心论点是这部影片宣扬了“改良主义”思想，而为之辩解的观点则认为其一是宣扬了一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物，其二是即使存在错误，其创作动机也是好的，因此不能全面否定。其实，以政治家的逻辑，批判运动本身本无错误，作为政治事件的批判运动，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化起到了催化作用，同时，管理层也力图利用政治事件来改变当时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由于政治事件与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这样的政治事件与大家关注的文学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文学事件的特殊性，将导致人民更为明确深刻地体会主流政治文化。文人的辩解也不无道理，那些真诚的文学家确实是在真诚地向主流政治文化投效，但问题是：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发生了一桩错误的联姻。 《武训传》宣扬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不容置疑的。在政治话语系统中，这一思想体系的错误性十分明显：无论是创作者对武训形象的过高处理，“武训这个名字，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成为本阶级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使人觉得“武训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具体人物的代表”。④还是作者在电影主题曲的处理上的拔高歌唱。甚至作者们形成的：武训+周大+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模式的图解，以及作者创作电影的动因，无一不印记着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改良主义思想。 孙瑜创作《武训传》处在一个新旧之交的历史关头。他的创作冲动来源于陶行知先生对武训的颂扬。在《编导〈武训传〉前后》一文中，孙瑜详述了他受感动的心情“没有人能不被武训的那一种终身为穷孩子们服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他要了30多年饭，做短工、变戏法、吃粗粮、宿破庙、含泪强笑、忍受讥骂侮辱，积钱办成了三个穷孩子不收钱的学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心甘情愿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陶行知先生宣扬武训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教育救国”的理想。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非暴力革命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在政治话语系统中，试图走“议会道路”，靠“改良主义”救中国是与新中国的缔造者的观念无法相容的。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强调：“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所言“革命的方法”即是与“改良主义”对立的“武装斗争”。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时，毛泽东一再提醒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很明显，陶行知先生所宣扬的“教育救国”思想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是一种“幻想”。那么，对于这种“改良主义”幻想在政治话语系统中为何大动干戈进行批判，甚至于提升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的高度呢？其实这和政治话语系统中内在逻辑系统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