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季，在昆明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活动中，一部《麦收》纪录片的放映，再次引起了观众与学术界对纪录片制作中道德问题的关注。①这部影片之所以被关注，不仅仅是影片所描写内容——性工作者妞妞的个人经历与她的生活处境，更为主要的是，影片关于妞妞身份的细节有非常细致化的描写，而这些细节的描写在观众看来有泄露个人隐私的嫌疑，甚至有可能成为法律诉讼的证据。除了这部影片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许多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所涉猎的题材和内容及拍摄和修辞方式，都或多或少地触及纪录片制作上的道德问题。 国内学术界的纪录片理论研究，特别是纪录片本体理论研究，涉及道德的议题非常有限。在国内，纪录片理论研究与纪录片创作相比，相当滞后。在纪录片道德研究上，能够借鉴的是新闻伦理学等相关理论。②最早关于纪录片制作道德问题专门化的理论文献是，2003年发表在《世界电影》上美国纪录片学者比尔·尼科尔斯的一篇题为“为什么道德问题是纪录片制作的基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曾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围绕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章也有几篇，但也只有那么几篇，其余的有关纪录片道德问题论述，只是在论述其它方面的文章中顺带提到而已。至于，系统和深入的学术讨论与研究未有作为。鉴于此，本文作者尝试对纪录片制作中道德议题与边界问题作基本的分析与梳理，以期待提升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深化对纪录片本体理论的讨论与研究。 拍摄与被拍摄 当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那一天，这一新兴的视觉纪录机器就被赋予了某种权利。这个机器的奇妙之处就是你可以将你所看的(猎取)东西(视觉对象)固定(捕捉)下来，视觉的对象就可以成为你的某种意义上的“占有物”，并通过观看这些“占有物”——视觉图像来获得视觉快感。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的观点。文化研究学派将这一观点运用到权利关系研究上，即观看图像所获得快感牵扯到了权利的实施。按照视觉文化研究理论，看与被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观看者是主体性的，而被观看者是观看的客体。因此，看与被看就构成某种权利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看与被看，普遍存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在中国70年代北方城市的大街上，如果你目光与某一位“流里流气”大男孩的目光相对视，极有可能遭到他的谩骂，甚至被殴打。这就是生活中看与被看权力关系的体现。不过，这只是一种民间的类型。实际上，看与被看关系是根植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的。摄影术及电影、电视媒体相继出现后，看与被看权力关系被大众文化(大众媒体)一次次地复制和强化，结果看与被看的权利关系在大众文化的作用下被隐藏，被意识形态化——合法化。因此，揭示大众媒介中看与被看权力关系是文化研究课题之一。 在纪录片制作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拍摄者的看与被拍摄者的被看权力关系。“不同于故事片，纪录片以对真实场景目击而取胜，因此它无需隐藏起摄影机的存在。与从相反，纪录片首要回答的问题之一是，摄影机、同时也是‘赤膊上阵’的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摄影机的存在事实上形成了某种拍摄者与拍摄对象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有时甚至构成了对拍摄对象的暴力性侵犯。”③纪录片《北京风很大》有一个镜头，拍摄者进入北京胡同里一个公共厕所向正在大解的陌生人去访问：“北京的风是否很大？”，陌生人回答道：“我都这样了，你还拍呀！”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是由拍摄行为主动介入而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极端的“媒体施暴”案例。更多的时候，拍摄与被拍摄间权力关系表现的并不明显，甚至被隐藏，或被自然化了(意识形态化)。在大街上，面对媒体记者的访问，被访问的市民会有两种选择：回避与接受。回避者，或对媒体存有戒心，或不确定问题的意义；接受者，无论相信问题的意义还是相信媒体本身，都指向接受拍摄与被拍摄的权力关系，他们相信这是一种“自然的”关系。 因此，纪录片《北京风很大》也存在另一种读解。这部影片也呈现某种反讽的意义，作者似乎想通过这种拍摄形式告诫观众，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在本质上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特别是那些标有某个电视机构标签的摄制组(因为它们还掌握影像播出的权利)，拍摄与被拍摄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会迅速凸显出来。因此，该片也是一部对媒体拍摄权利“合法化”的一次解构。另一方面，这部影片也昭示出，摄影机的介入使它注定成为重要的角色，从而威胁到现实的真实感觉——面对访问者(镜头)的提问，被访者的反应会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北京风很大》一片，只有一句一个意思的问话，被访问者的回答竟五花八门，一个典型的《罗生门》现象)。“对行为的自我意识和修饰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再现形态，甚至某种程度的扭曲，但它们也见证了电影的制作活动如何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它本想再现的现实这一事实。”④ “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力图将有害的影响减到最低。道德规范成为协调影片制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关系的手段之一。”⑤看来，在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上，道德因素的介入是必要的。道德因素的考量应当是纪录片作者职业操守的主要内容。 在协调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上，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告知认可”原则，即作者与被拍摄者通过协商取得认同，并告知被拍摄者，影片的实际用途、传播方式和传播领域，特别要细致分析在影片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后果。《麦收》一片，据作者本人介绍，片中的主要“演员”(被拍摄者——饰演自身生活)与作者有过协议。那么，片中的“群众演员”也有协议吗？片中有一段有一个人物，说过“别拍”，观众能清晰听到这一声音，另一段有一个人物只有一个镜头欲一直遮脸，观众能感觉到这个人物拒绝被拍摄。显然，在《麦收》一片中“告知认可”原则并未执行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