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至2010年初，三个事件将“生态”一词推向巅峰：11月中旬，灾难片大师罗兰·艾默里奇的电影《2012》全球上演，引起人们一时“恐慌”。它以玛雅历法的预言警告人类，由于生态的原因，地球将重生，而人类面临世界末日。虽然制片方一再地强调2012年并非人类末日，这只是一场电影，但却迫使人们不得不郑重思考生态的问题。接着，12月中旬，联合国召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无数争端和尴尬的结局使“生态”主题再次成为全球焦虑的热点。似乎是有意要续接气候大会的余绪，世界著名导演卡梅隆的3D电影《阿凡达》在人们刚刚缓了一口气后震撼上线，其史无前例的视角创新再次将“生态”主题推到了巅峰。可以看出，随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和不断升温的生态意识，对“生态”的关注成为整个人类迫切的行为，已经从专家呼吁转向政府行动，从文学艺术和社会批评开始转向日常专注。电影《2012》和《阿凡达》的连续上演，使我们可以断定，生态电影正在升温，生态电影已然崛起。 生态意识虽然从来就有，但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甚至生态哲学和批评是近几十年才发生的，在中国甚至更晚。一些作家、学者不太同意生态文学或生态艺术的提法，但事实上，一场拯救人类和地球的行为已经使生态意识、生态艺术、生态哲学成为一种事实。可以说，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思想艺术时期。对其发生的具体年代，学术界一般将其界定于1970年代。有两个事件为标志：一个是早在1963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1960年代遭到批判但在1970年代终于重新被人们认识，再次被议论、解读和得到肯定。另一个也是由这本书引发并继而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最终促使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使整个人类开始有意识地保护环境。此后，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批评、生态哲学等一些概念陆续产生和得到发展。假如我们再往前追溯，就会发现，生态思想和艺术的诞生应该起源于近代。由于科技和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人类不仅创造了让过往人类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发现，人类面临新的危机。最早对工业文明提出批评的是马克思，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而对人类生存困境提出质疑和批判最多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认为人类已经越来越远离曾经诗意栖居的大地，与大地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致使人类丧失了精神家园，人类应该重返往昔，寻找迷失了的原初家园。在此前后，以福克纳为代表的一系列艺术家都曾怀着悲伤的心情描述和批判过工业文明对古老文明的破坏，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梭罗(《瓦尔登湖》，1854年)，但在那个时候，具有生态环境意识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卡逊写《寂静的春天》的时代，人们仍然对迅猛发展的社会充满肯定。但是，卡逊的努力改变了人类固执的心。从此以后，人们迈入另一个时代，即以批判的态度来考察人类过往的文明，以审视的态度对待今天的现象，同时以谨慎的态度面对明天。现在，生态思想已经被普遍认同，生态文学、生态电影、生态批评等概念也越来越得到认可，并成为一种相对集中的文化现象。 生态电影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和发展，但是，它的发展却比文学要滞后一些。198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俄斯特拉发市举行“生态电影”国际观摩，是最早的以生态电影命名的活动。有14个国家的电影导演、编剧和摄影师参加了“生态电影”观摩。“参加观摩的电影有防止汽车运输对环境和人类所带来的危害和保护土地资源等等。捷克斯洛伐克的《煤和粮食》获得了大奖。另一部获奖的是民主德国的《金色的山谷》，它生动地展示了科学利用工业废料的途径。获奖的还有一部苏联电影，该片指出了使用过重的农业设备会影响农作物的收获量。”①从该消息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电影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以生态为主的故事片、娱乐片等都有很大的距离，它几乎可以说是科普电影。1984年，国际生态电影节诞生，标志着以生态为主题的电影已经成为电影界的一种题材类型，但是，它仍然是以科技为主，强调科普性，与故事片、娱乐片几乎毫无关系。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诞生于1975年的好莱坞巨片《大白鲨》本来应该是好莱坞历史上首部生态电影，同时也应该是故事片中最早的生态电影，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将它与“生态”完全挂构，而是“惊悚”的恐怖片。这样一种现象直到上世纪末还仍然存在。1999年，在第十六届国际生态电影节上，有45个国家的370部电影参评，但在获奖的10部电影中，多数是科普片，此外是纪录片(说明对生态的批评和纪录的意识在增强)，只有一部音乐片，没有任何故事片和娱乐片。它一方面说明生态电影还在科技和纪录的主导意识下发展，同时也说明它与人们的距离很远，远没有像故事片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更不用说心灵深处。生态电影还属于边缘题材。 从今天的生态意识来看过去的生态电影发展，显然有很多的问题。首先，它过分地强调了科技，只把科普电影和纪录片当作生态电影，把自己置于边缘地带。科技对于人类是一面双刃剑，生态批评的一个目标就是科技的负面效应。国际生态电影节对参评电影的要求之一是要有很强的科学性，这是阻碍生态电影发展的因素之一。《阿凡达》似乎正是对这种过分重视科技的反拨。 其次，过去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所以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生态问题。这只是生态电影的一面。如电影《与狼共度》(1978年)中，叙述了一个人对被传统认为是“敌人”的狼的认识，可以说它是一部能改变人们对狼的偏见的电影。它让人们认识到，狼并不是一种凶狠的动物，它只是自然界生存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没有狼是不行的。同时，狼与自然界有一种天然的默契，那就是它根据自然的需求少生或多生，这是人无法理解的。最后，狼不但能组成自己的社会，还能与人类共享一个社会。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要重新认识和学习的。这让我们想起姜戎的《狼图腾》，姜戎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它却迟至2004年才出版)。虽然这种生态思想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始，但仍然是一种简单的认识。从小说《狼图腾》来看，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不是来自于人类对自然无意识的占有和破坏，而是有意识的行为，它来自于人的文化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态观。如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自然是由上帝来掌管的，对人类与自然的拯救也由上帝来安排。这在《黑客帝国》为代表的很多电影中可以看出来。在佛教世界里，一切则是由缘而生，生命与生命只是一种轮回的过程。《阿凡达》中就有这样的生态思想。而在中国的道家思想中，一切都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从今天来看，生态意识的根本还在于人类的信仰，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国家间和民族间的文化关系等，这些关系诞生了人类自身的文化生态。这是深层次的。因此，生态应该包括传统的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包括单纯的生命界的生态环境)和人类自身的文化生态两种，前者在过去的艺术中往往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背景，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正在失去的民族文化。但是，仅仅单纯地表现它们还不够，艺术家们往往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和民族间的文化冲突来反映生态的问题，如电影《与狼共舞》(1989年)中，既有美国北南战争期间白人文化与印第安人文化的冲突，还有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和解。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热使人们重视起原生态文化，有很多影片都是在抢拍正在失去的生态文化和搜寻已经失去的原生态文化。这是生态电影的另一面，是生态电影的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