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在全球经济寒冬的普遍预期中，中国电影却延续着前一年的虎虎生气，仍然风生水起、热点频繁，不仅票房增长幅度高达近43％，而且电影已然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中心。在市场繁荣的大背景下，电影创作在商业化方面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更奇特的题材，更壮观的场面，更奇异的细节，更娱乐的桥段，更类型化的叙述，更多的明星组合，更具视听冲击力和控制力的视听语言，更饱和的信息和紧张的节奏，更明显的营销高概念植入，等等。长期以来，不那么商业或者不怎么会商业的中国电影突然变得越来越商业。许多电影或者说那些能够进入影院发行的主流电影的创作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处在电视剧竞争环境中的影院特殊消费方式；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影院特殊的观众群体；高消费成本带来的对电影娱乐的核心要求，是电影创作必须重视甚至高度重视的三大规定性情景。应该说，正是这种电影的商业美学观念——艺术美学服务于商业的需求，商业需求依赖于艺术美学，使2009年度的国产电影能够在一波一波好莱坞大片的疯狂冲击下，保持超过50％的市场份额；使《建国大业》这部通常所认为的主旋律电影成为了本年度国产影片的票房冠军，也使贺岁档期上映的国产电影数量众多到让观众难以取舍。当然，在商业化推动下，部分国产影片在创作上呈现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铜臭味，而多达456部的国产电影整体的创作质量和制作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的国际化、普适性不足，相当部分影片甚至在艺术完整性和制作的精致性方面都还没有达到电影的基本艺术水准。国产电影在商业上的某些过度追求，一方面是转型期矫枉过正的“自然现象”，一方面也为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特别是一些享有威望的电影导演的过度商业诉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会提醒创作者，电影是商品但却是艺术商品，电影充其量是艺术的商业而不能蜕变为商业的艺术，而所有的艺术都与人们精神和心灵的诚恳关怀、抚慰、净化和激励息息相关。 献礼片：概念先行与普适意义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特殊纪念年份，献礼影片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创作现象之一。从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献礼片”就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类型。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所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为内容，以歌颂党、国家、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性主义、集体主义为主题，献礼片曾经贡献过众多具有里程碑价值的中国电影精品。而2009年，由于电影的高度市场化，也由于电视普及所带来的献礼文化更方便的传播渠道，使献礼片创作面临严峻的市场挑战。在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部门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协同下，本年度有关部门推出了超过40部的国庆献礼影片。这些影片大多由于影院投放潜力不足，加上受到全国影厅数量有限，其中只有5—6部影片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放映，而多数影片则很难进入院线，即便进入院线也很难形成规模放映。 献礼片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影片，基本按照历史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如《建国大业》；第二类，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影片，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如《铁人》；第三类，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重大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虚构故事，如《沂蒙六姐妹》、《高考1977》；第四类，与主流政治主题在价值观上相互重合的类型电影，如《风声》。献礼片的创作质量和水平良莠不齐，一些作品历史观念陈旧、艺术手法幼稚、制作水平简陋，甚至创作上存在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但部分影片则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建国大业》、《风声》、《沂蒙六姐妹》、《可爱的中国》、《天安门》、《高考1977》、《铁人》等都是本年度献礼片中的代表性作品。 相比多数献礼片或概念、或平面、或粗糙、或老套而言，《沂蒙六姐妹》从“人民”的角度来表现战争与革命，是一种历史视角的突破。影片将感伤抒情与朴素写实相结合，女性的人性视角与历史的宏观视角相融合，文学表达与视听美学相统一，显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可爱的中国》在英雄人物的心理化和平凡化方面做出了自觉的努力；《铁人》在历史还原和今昔对话方面显示了创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天安门》在题材选择、历史揭秘、场景复原、人物塑造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高考1977》则用传统的戏剧化方式呈现了1977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巨大历史变革年代。这些相对优秀的献礼片大致体现了几个共同的艺术特点： 1.人道主义叙述视角。这些影片不仅用传统的政治视角去表现历史，同时也用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去体验历史，甚至审视历史。这些作品，在宏观的历史大视野中有了微观的人性哀乐，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有了无数个体的命运变迁。于是，在《建国大业》中，有了众多中共领袖在不同情境中的凡人百态，有了蒋家父子无可奈何的政治悲哀；在《沂蒙六姐妹》中有了常常被革命叙事所忽视的人民特别是女性的牺牲和柔肠，有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内在呐喊；在《铁人》中，有了两代人的救赎与对话，有了铁人那铮铮铁骨的时代个性的塑造……如果说，历史学是一种宏观的共性视野的话，那么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美学更是一种微观的个性体验。而对于献礼片这样既是电影艺术同时也是政治教育工具的特殊类型来说，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理性逻辑与感性体验的统一，则是其创作突破的方向。 2.自觉的商业配置。献礼不是仅仅为宣传政绩服务而是为大众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为大众服务来让观众接受献礼片中的意识形态阐述。没有观众的献礼不是真正的献礼，而是自娱自乐、自唱自听。一切所谓引领，离开跟随者，便成为对牛弹琴、画饼充饥。对此，几部优秀的献礼片的创作者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建国大业》以百位明星名人作为商业概念，为后来的票房成功奠定了基础；《风声》从谍战剧的题材选择到男女明星的搭配，从“杀人游戏”的原型到悬念化的叙述方式，也都处处显示其商业用心；《铁人》对历史大场面的奇观再现以及选择黄渤、刘烨这类年轻人喜爱的明星作为重要角色，也都体现了其市场化诉求。相对而言，《沂蒙六姐妹》、《高考1977》、《可爱的中国》等影片尽管也采用了种种商业营销手段，但由于文本中商业元素的植入不充分，在市场上的反应就相对比较平淡。处在被电视剧、被各种非正版产品所包围的环境中，商业元素的充分配置，几乎已经成为电影从“可看”转化为观众“必看”的基本前提。尽管有人对《建国大业》商业配置方式有不同评价，但电影消费毕竟不同于家庭中电视剧的免费随意观看，《建国大业》如果按照电视剧《解放》的创作模式创作很难获得现在的传播效果。充分的商业元素是电影传播的基础，献礼片或者说主旋律电影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