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演进与变革发展

      一、批评传统的形成和延续

      当我们论及新中国的电影批评时，首先应该看到它是中国现代进步电影批评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两者是无法割裂开来的。

      由于电影之于中国是一种“舶来品”，因而关注在中国放映之外国影片的电影批评，就先于中国民族电影的创作而诞生。据考证，目前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电影批评文章是发表于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上的《观美国影戏记》，这是一位中国观众写的一篇评介他所观看的早期在华放映的美国影片的文章，由此便开始了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由于当时大家对电影这一新颖的艺术样式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在评介电影时又受到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形式的影响，故中国早期的电影批评大多为印象—鉴赏式批评，较稚嫩和粗疏，尚缺乏自觉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的选择。

      30年代左翼进步电影批评的勃兴，奠定了电影社会学批评的基础，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的电影社会学批评的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学批评，而是把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历史批评、道德批评及蒙太奇技巧论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综合化的形态，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这种批评模式非常重视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故批评时较注重考察影片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及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并要求创作者能通过电影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批评也往往成为针贬社会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

      其次，由于这种批评模式还要求电影创作能自觉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配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作为一项主要的批评标准来对电影的题材、主旨等进行评判；故而当时不少宏观性的批评文章，往往通过对各种电影现象的批评来揭露时弊，痛斥黑暗政治，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锐利的批判锋芒，显示了批评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另外，由于批评者积极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认为“电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武器’，”①较注重电影在帮助观众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和人生态度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此就要求影片能真实、深刻地触及人生的各种现实问题，以使观众能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规范。

      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在运用这种综合化的电影社会学批评模式时，充分发挥了其优势和特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对左翼新兴电影创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进步电影队伍的组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40年代的进步电影批评，既继承了30年代左翼进步影评的传统，注重发扬其特长；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批评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改变，即更加注重批评的策略性，较多地运用集体批评方式，以造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来推动进步电影的创作和批判思想意识消极落后的影片，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综合化的电影社会学批评模式。

      应该看到，尽管这种综合化的电影社会学批评模式在当时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了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的发展，但其自身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对电影的特性和功能尚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过分重视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能，而对电影的商品特性和娱乐功能，及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样式的主体审美特性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内部规律有所忽视，因而就导致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电影批评对电影本体和电影特性就很少关注。

      其二，由于过分强调电影要为政治斗争服务，并以能否很好地配合现实的政治斗争作为电影批评的重要标准，因而就造成了批评角度和价值尺度的单调划一，并萌生出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倾向。由此既导致了以后电影批评逐渐脱离电影本体，演化成一种简单的社会政治评判；也导致了“从属说”、“服务说”、“工具说”等偏颇的理论解释的出现。

      其三，由于对电影大众化的理解和论述也常常失之于片面，因此只强调电影语言的通俗易懂，而忽略了对艺术创新的倡导和对艺术家独特个性的理解；只注重普及，而忽略了应有的提高。例如，当时颇有影响的电影评论家王尘无就曾认为，电影“千万不要运用一些倒序回忆等只有知识分子、或者看惯电影的人，才懂得手法。就是暗示，也应该拿大家们每人看得懂为限。象征的手法，是不必要的。”②这种观点显然是较偏激的，它实际上助长了只重视影片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不重视电影艺术技巧的创作倾向，影响了电影语言的创新发展。应该看到，虽然上述问题和缺陷在当时只是初露端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潜在的消极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并影响和制约了电影批评的健康发展。

      二、面向新时代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新中国的电影批评在继承和弘扬中国现代进步电影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依据新时代的需要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拓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因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所以中国共产党十分赞赏和认同列宁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③故而对电影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加强对它的领导和管理。早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给东北局宣传部发出了《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民电影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而且对电影创作、电影批评和电影队伍的思想建设等工作及其相关政策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同年12月和194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先后两次发布指示，分别就人民电影事业的全面规划和队伍建设等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直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电影局于1949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当时，全国文化领导机构尚未成立，而电影领导机构则率先成立，也表明了党中央对电影事业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电影局划归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领导，并设立了局艺术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领导机构；还成立了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工作。另外，又抽调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并有工农兵文艺实践经验的文艺工作者到各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充实电影队伍，加强电影创作力量。1950年7月则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汇集了宣传、文化、统战、工会、教育、新闻等中央各部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文艺界和电影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加强对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的领导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