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历来表现中日关系、尤其是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总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2008年4月上映的以英国记者真实经历改编的中德澳合拍的《黄石的孩子》，首周票房就超千万；2009年4月，陆川新作《南京！南京！》引发两种对立的声音；时隔一周，中德合拍、由德国导演傅瑞安·加伦伯特执导的《拉贝日记》上映，比较后两部影片的异同更成为国内大小媒体一时评论的热点。相对说来，面对南京大屠杀，电影从民族意识、国族政治与集体记忆等多层次搅动观众复杂的情绪，但是，当《南京！南京！》从表现令整个民族无比悲恸的重大历史事件转向表现侵略者的心灵变异、精神创伤时，接受者的态度就暧昧起来，有高度赞誉者，认为影片通过共通人性表达了中日民族共同的精神创伤与悲剧，但站在民族立场将之痛斥为“汉奸”电影的观众也大有人在。 表面上看，这种分歧似乎发生在是否表现日本军人上，但仔细思量，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多角度、立体化地叙述人类历史的战争悲剧，涌现出众多的电影精品，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观众广泛接受。同样是“二战”题材，既有《刺杀希特勒》、《伯纳德行动》、《第三帝国的毁灭》这样的从德国视角叙述“二战”的商业片，也有弘扬人道主义的《辛德勒名单》、展示美国精神的《拯救大兵瑞恩》等美式大片；既有表现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的《美丽人生》、《西西里岛美丽传说》等文艺片佳作，也有集中表现苏联战争英雄与德国头号狙击手同台竞技的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2006年甚至出现了美国导演就同一场战役（硫磺岛战役）分别从对战双方出发拍摄的两部《父辈的旗帜》（以美国为主）与《硫磺岛的来信》（以日本为主）的“兄弟”电影①。显然，国际政治格局从“冷战”进入“后冷战”时期，对国家战争、民族矛盾、抵抗殖民者运动的反思等被置身于多维度的文化空间中。国内观众在海外战争片的长期培养中，逐渐抛弃了僵化的敌我对立观念，对战争对生命的粗暴践踏和野蛮剥夺也有了新的视觉体验。如此，《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电影引发的争议，并不仅仅在于以何种视角叙述战争与屠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一、重提抑或遗忘：叙事视角、价值与效果悖论 众所周知，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不仅是20世纪整个中华民族深重的集体灾难，也是标记民族身份重要的认知资源之一。怎样阐释这一历史事件，显然意义重大。就导演创作与制片主旨而言，《南京！南京！》以强烈的民族意识，批判他民族非理性的集体暴力，而之所以用日本军官角川的视点叙述这场日本军人眼中的战争，不过在于镜头可以更自如地深入对方内部，更便利地表达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残酷暴行，并以他民族惨遭屠杀的血腥代价唤醒自身的良知与觉醒。 《南京！南京！》的拍摄难度不仅在于中国导演在表现日本军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时需要拿捏好中日的分量，而且在于如何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处理历史中双方存在的尖锐的敌对情绪。说起来，电影叙事从三条线索出发试图囊括南京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抗敌入侵的巷战（突出刘烨扮演的抗日战士陆剑雄）、安全区救助难民（重在表现唐先生／私、姜淑云／公的救护行为）和日军屠杀行动（以角川为核心）。这种有点求全的心理状态隐约暗示出叙述的犹豫不定。其中，由于陆剑雄的过早被枪杀和安全区里的人物（拉贝、唐先生、姜淑云以及其他几位国际救援者）视点的分散，有意无意间使得角川这一线索成为贯穿影片始终、也是最为清晰的主线。这一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观众对这一题材的接受惯例。在影片意义的接受与传播中，难免发生与编导主旨相悖的观影感受：重提集体记忆，却成了某种程度的遗忘；本是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叙述，却出现了国族政治的弱化和人性话语的扩张。这种悖论具有十分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反复探究。 先从叙事学角度说。首先，在人物对象的选择上，影片表现了良心尚存的日本下等军官角川，虽然参差对照了周围的日本军人，但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中仍然存留着平民立场与精神；而对中国人的表现则集中在“暂时坐稳奴隶”的唐先生一家，他们虽然进入难民区，但却以坐三轮车、带着大小行李的方式出场，唐太太忧郁地望着南京一片阴霾的天空，三轮车后面跟着几个捧着破碗的凄惨的孤儿，后来唐家惨遭不幸，仍然能够四处寻求帮助。客观地说，作为德国人拉贝的翻译，唐先生所遭受的灾难，无疑远远低于普通的中国难民，因此，影片从这一角度的切入，难以真正地凸显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是死亡的心理恐惧。选择对象的这种此消彼长，至少无意间会引起观众的心理抵触。其次，影片以日本军官为主要视点，这就决定了日本军人的行为、情感及生活，无论在分量还是力度上，都会无情地挤占中国人在这场灾难中应有的地位，使得影片缺乏表现战争环境中特有的生死骤变与巨大的情感冲击，而作为接受主体的国内观众更多地只能跟随日本军人的视角观看“被屠杀者”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中的无能无助。可以说，观众的民族意识与影像世界的日军视点存在着紧张的冲突。不仅如此，叙事视角的变化也会引入对方的价值判断，甚至单方面地表达了日本军人进行“大屠杀”的“合理性”（显然，在电影的叙述中，日军展开的“大屠杀”与陆剑雄、顺子等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军人顽强的巷战、伤兵混入安全区等密切相关）；更由于视角与表现重心均在日军，编导很难相应地批判这种荒谬的“强盗逻辑”，因此上述细节不能不说在客观上起到为“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的作用。这种毫无道义可言却又缺乏批判的逻辑严重刺伤了中国观众的民族情感。再有，反面人物、暴力群体作为叙述者或者主人公时需要特别审慎。叙事学理论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②反面人物成为文本中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更多的袒露情怀和内心秘密的机会，但也正由于这种袒露，叙述自我（历史过去的故事）与自我叙述（叙述故事的反思）所构成的理性与情感的双重视点的交织，使得负疚之事由于叙述过程的理性表达（这种叙事的理性态度也隐藏着自我辩护的冲动）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一定的豁免与宽容。如上种种表明，以日本军人的生存经验替代深重的民族灾难，难以使当下国内观众获得观赏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