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创伤与艺术传达之难题 人类自诩为有别于动物的最高级存在，但纵观历史长河，却可以从中发现人类自相残杀的种种绵延不绝的惨象。由此联想起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对人类的绝望使他居然将野猢(yahoo)即人类列为比诸如马之类的动物还要低等的物种。然而斯威夫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类自相残杀的事件却越演越烈，其残酷的程度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即便以艺术的手法对之进行再现，依然会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再现历史真相始终是历史学家、思想者和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不过，也正如一名犹太教哈西德派拉比所说：“有些真相由言语就可以传达，有些更深层的真相却只能由沉默来传递；而在另一层面上，则有一些真相连沉默都无法去表达。”①拉比的断言迫使人类不得不面对语言、影像等媒介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媒介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以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内容，因此这一功能本身就是悖谬的，它注定了媒介无法完全、精确地再现世界的纷繁无序与人心的复杂多样。古今中外，许多哲人从各种角度讨论过这一不可再现的再现所面对的艰难。亲历过纳粹迫害的哲学家阿多诺就深知，苦难并不容易得到表达。大家都知道必须承认苦难的存在，要想法为苦难留出空间，但问题是，每当我们试图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苦难的时候，苦难始终无法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因为进入概念之中的客体永远都会留下一些残余。在苦难的概念化过程中，总是有些东西不被听到，得不到表达。在阿多诺看来，难言之痛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他说：“有必要让苦难发出声音，这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是一种客观性，它沉重地压在主体之上；它的最主观的体验，它的表达，是要以客观的方式来传达的。”②根据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人类体验是无法化约为概念和范畴的，但人类的状况却是由这些概念和范畴界定的，它们就是人类所能认识的东西。与此同时，那幽灵般纠缠着概念化的非同一物使得我们无法通过表达来触及真实本身。无论我们有着多么高超的叙事技巧，在人们的痛苦体验与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比如我们无法保证痛苦体验与痛苦述说之间能够完全同一。“当前，每一种表达行为都在歪曲真理，出卖真理。同时，无论用语言做什么事，都会蒙受这种悖论之苦”③。 更严重的是，除了媒介自身的痼疾和再现者自身的能力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危险：叙事方式的常规化和模式化。“大屠杀文学”研究专家劳森菲尔德指出，此类作品已经呈现出一套为人熟知的文学程式(formula)。读者能够迅速地、轻而易举地从中辨认出整个模式来，比如：“战前的常态生活与麻烦的即将来临；反犹太宣传攻势的启动以及人们的宗教般的热情；起初针对少数人后来针对多数人的威胁；恐怖行为的官僚化以及不断发展的‘罪恶行为的平庸性’；奴役般劳作的剥削与拐卖儿童的出现；无处不在的疾病与饥饿；各种打击行为以及抵抗的暂时性表现；集中营；尸横遍野；少数幸存者等等。”④这些程式的形成严重威胁到创伤文学的可信度，因为任何掌握了这些手法的人都能够写出一部催人泪下的作品，但这样按照程式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阉割，是对人类眼泪的亵渎。 历史创伤的再现还面临另一个危险，即艺术传达很可能会将残酷的场面审美化和娱乐化。这种危险使得艺术家在再现血腥场面的时候就特别谨慎。比如英国作家艾米斯(Martin Amis)，在他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小说《时间之箭》(Time's Arrow)出版后，他在访谈中提及自己选择这个主题时说：“我自己都纳闷，这怎么成了我的题材。如果两年前你问我，我是否会写关于大屠杀的东西，这是我一直都感兴趣的东西，但我会说，在还活在世上的作家当中，我或许最没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⑤艾米斯出生的时候，大屠杀早就结束了，但是大屠杀事件一直折磨着他，因为他和那些作恶者都是雅利安人，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是“兄弟”，所以他说：“我觉得，身为雅利安人，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责任。那是我与这些事件之间有着种族上的联系。它不是与受害者的联系，而是与作恶者的联系。”⑥为了摆脱这种纠缠着他的负疚感，艾米斯动笔写了这本关于奥斯威辛大屠杀中的作恶者的小说。然而，为了避免粉饰罪恶，为了避免让自己的负疚感娱乐化，艾米斯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做法，采用时光倒流的彻底逆序的手法，阻断读者的阅读快感，迫使读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来重构事件的发展以及作恶者的一生经历。艾米斯希望籍此引领读者一起反思人类文明何以走向人类大屠杀。 因此，选用哪种恰当的手法来再现苦难、诉说创伤，就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本身的纯技术问题，而是关涉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二、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与真实 纳粹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民族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共有超过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与之前的各种大屠杀相比，纳粹大屠杀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集中营的建立。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了六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Auschwitz)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落实“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后，纳粹德国开始在这些集中营中用氰化氢气屠杀犹太人。大屠杀的另一特点，就是当时纳粹德国官僚机构的几乎每一个分支都卷入了大屠杀的后勤服务之中，就是说，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在为这场大屠杀服务。用一位大屠杀研究专家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种族灭绝国家”(a genocidal state)⑦。大屠杀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秘密性。一切都是在秘密中执行的。在由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导演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中，有个曾担任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警卫的受访者是这样描述集中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