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异数导演 索库洛夫(Alexandr Sokurov,1951-)在苏联时代的创作对于外国观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尽管他出手不凡，独树一帜，但由于起步便置身“主流之外”，与官方意识形态产生矛盾，招致了一定的打压，成果并不多，外界鲜有了解。进入“后苏联时期”，索库洛夫不再受到意识形态压制，创作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所拍摄的大多是不以情节取胜的《沉寂的篇章》、《石头》、《母与子》、《父与子》之类的“心理研究和构图探索”型的影片以及一些纪录片，虽受评论界热烈褒扬，但在大银幕上却难得闪耀光彩，毕竟这一切与商业化时代的“主流电影”南辕北辙。 与此同时，索库洛夫特立独行的创作却适时呼应了时代变迁后外界对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状态的兴趣和期待。“墙里开花墙外香”，“索库洛夫”成为各类国际电影节上受关注和推崇的对象，尤其是在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赢得了不少敬仰和追捧。由于不同一般的创作风貌，加之各种外界因素的助力，索库洛夫很快名声日隆，成为当今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可以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能量取得独立创作机会的导演之一。 电影创作的哲学思辨取向 索库洛夫的影响力缘于他超越民情铺陈和社会揭露，站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角度，发挥俄罗斯人的哲学思维，探究历史观念和人生问题而产生。在世界各国的评论者和观众的眼里，“俄罗斯”无疑是索库洛夫电影中一种关键性的、标志性的元素，但这一元素不仅仅局限于人物形象、生活环境或者是各类隐喻性的细节，更多的还是创作主体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般认为，拍摄于2003年的《俄罗斯方舟》是最能体现索库洛夫的“俄罗斯情结”的作品之一。这部影片以“一气呵成”的技术噱头著称于电影圈内，但它决不是为技巧而技巧。这部影片致力于向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彰显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在世界文明和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力。在影片里，我们不难看出，索库洛夫通过展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的艺术珍藏和俄罗斯历史生活的片断把俄罗斯与欧洲的密切关系梳理了一番，在把“无知的欧洲人”(片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加以奚落之后，最终落脚在了“文化价值无上”、“艺术拯救历史”、“救赎人生”的哲学观念上。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立意时，索库洛夫不止一次地提到，拥有历史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拥有艺术和文化。将时代与人们关联起来的其他方式是不存在的，能留下来的只有艺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创造出繁荣的艺术和文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样的场所是我们的唯一保障、唯一拯救。 显然，索库洛夫的这种“美拯救世界”、“艺术拯救人生”的信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别尔嘉耶夫这些俄罗斯传统哲学的旗手们的思想一脉相承。不可否认，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处于社会生活动荡、价值观念混乱、人文传统式微的当代，这类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生存支柱仍有着范围颇广的慰籍效用。 对于哲学思维来说，更有余地、也是更能体现价值的应用范畴是人类古往今来的历史。索库洛夫早年学的是历史专业，这一因素影响到其电影创作较多地以电影为工具去研究历史，成为了电影导演中的“历史学家”。他很少拍摄现代生活题材的电影，即使是在纪录片创作中，也是热衷于探究历史人物、人性传承、历史真相这类主题。现实生活的华光丽影并不很吸引他，吸引他的是历史中的人、人性的历史、历史长河中人生的悲切。在近年来的创作中，索库洛夫便放纵了自己的“历史情结”，专注于创作一系列有哲学深度的历史题材影片。迄今，据称是“权力人物四部曲”的完整系列中的三部《摩罗赫神》、《牛犊》、《太阳》已经先后完成①，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影坛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被普遍视为商业潮流以外的严肃电影的显著成就，成为索库洛夫迄今为止的创作高峰。 在这里，我们要对索库洛夫“权力人物”系列中的这三部影片进行初步研究，尝试探讨这些影片最重要的思想内涵和形式特征。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位在当代世界电影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俄罗斯导演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应该指出，索库洛夫的这几部影片虽为“系列”，但在情节和内容方面并不关联，也不存在时序或者人物性格类型方面的呼应，都是各自独立、意义完整的艺术作品。不过，题材方面的共性以及创作者具有贯穿性的哲学立场完全允许我们做出一些概括性的结论。 (一)《摩罗赫神》：对极权的批判 索库洛夫曾明确宣称，“权力人物”系列电影里的人物并不是历史形象，而是被借用的工具，他要利用其历史特点、性格特征和所处历史环境的代表性来体现抽象的“权力人物”在不同的社会境况中的精神和性格延展度，而这些“权力人物”的命运和归宿无论在往日还是在今天，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还是世界都应该是有训诫意义的。尽管索库洛夫的最终目的是展现自己的历史观、权力观——或者说，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集权势力的批判性立场，但是，他对于影像艺术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的看法并没有偏离主流，仍然是致力于建立一种具象的、个性化的、情节化的电影结构，只不过在一些表达特征上蓄意突出了概括和象征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