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传播媒介，还是作为影像艺术，或者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话语，电影发展的驱动力，既来自自身的内部元素和规律的进化与演变，也来自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与作用。种种外在因素通过改变甚至异化其内在艺术机制，制约或推动着电影的走向与进程。 “大跃进”电影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指1958—1960年拍摄的“纪录性艺术片”，并包括其间创作的某些以“大跃进”生活为背景的故事片，是“大跃进”时代特定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新的电影样式或类型，它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记录在本质上摈弃任何人为的搬演和加工，而艺术的魅力却来自出人意料的想象和虚构，要将两者结合成完美的统一体并非易事，这是其与生俱来面临的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向来人们都把它创作上的弊病归咎为创作人员对周恩来总理指示产生误解，恐怕并非全是如此，他指示的“艺术性纪录片”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真的照他所说拍出一大批纪录片说不定更没有人看。另外，“大跃进”电影的创作与当时整个形势密切相关，一切生产建设都讲“大干快上”，电影也不例外。1958年5月全国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上制定电影大跃进目标是“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1958年电影产量比1957年增加一倍，完成大型艺术片80部。求多求快，粗制滥造亦在所难免，许多影片本身就是电影大跃进放的卫星片。基于上述原因，从总体上看，以“纪录性艺术片”为主体的“大跃进”电影的确有点不伦不类，简单粗糙，艺术价值不高，但因其创作“以当前的大跃进为背景，尽可能真实的反映现实”，① 用大跃进精神再现“大跃进”运动，成为“大跃进”的一部分并直接为其服务，这种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和与现实需要的密切配合，使它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不仅展现了当时狂躁热烈的生活表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狂热掩盖下的生活特质。人们常说重要的不是影片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影片的年代。对“大跃进”电影而言，讲述的年代就是被讲述的年代，话语就是对其语境的直接表述。唯其如此，今天它已经成为那个疯狂而荒诞时代的真实的影像记忆。 一 “十七年”电影为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展示宏大的革命主题，建构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冲突模式。“大跃进”电影则有所不同，“破旧立新”是这场群众运动的思想推力，支持还是怀疑，积极还是消极，新与旧的思想斗争为电影设置矛盾冲突提供了现实依据。不同态度不同认识的分歧，不具敌我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说服教育和事实证明，克服畏难情绪批判保守思想，最终使后进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共同携起手来迎接新的胜利，这是“大跃进”电影基本的叙事语言和结构形式。 进行技术革新解放生产力，是实现大跃进的关键之一。许多影片以此为情节主线，展开改革与保守的思想冲突，表达科技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的主题。《破除迷信》（王冰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由“土洋灰”和“勇于革新的人”两个短片组成，分别描写工农群众用土办法烧造出原本是洋玩意儿的水泥（过去把水泥叫做洋灰），制造出一直依靠进口的手表宝石轴承，批判迷信外国因循守旧的保守思想，讴歌人民群众破除迷信大胆创新的革命精神。《第一列快车》（徐苏灵编导，江南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于段长强调提高车速的关键是要保证安全，而《快马加鞭》（陈工一等编剧，朱文顺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中的汤总工程师认为科技革新“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技术，光凭热情不行”，他们一个被当做促退派，一个被视为保守派，都受到指责和批判，最后在事实的教育下认识到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油船火焰》（毛羽编导，海燕电影制片厂，1958）所描写的是为解决油船烟囱冒火事故，工人们提出的方案与专家方案发生争论，方案之争反映了思想上的分歧，批判了迷信权威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大跃进”电影赞扬青年工人农民敢想敢干勇于革新，在老一辈的帮助下最终攻克难关获得成功，而将人到中年的技术员工程师作为批判对象，他们墨守成规迟疑观望，但并非阶级立场发生摇摆，只是思想认识未能跟上形势，最后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而转变态度。在这里，不仅知识、经验受到轻视，甚至年龄也遭到嘲笑，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泾渭分明，褒贬明确，其目的是通过批判扫清思想障碍，为“大跃进”运动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 显然这种是非标准存在问题，它判定的新未必是真正的新，它认为的旧也未必是真正的旧。强调要冷静思考，尊重科学，借鉴经验，讲求质量，何错之有？上述影片中强调安全讲求技术被当做保守思想受到否定和批判，而单凭热情、盲目蛮干、鄙弃专家、否定经验反倒被认为是新思想得到肯定和赞扬。所谓技术创新，更是常常令人心生疑窦，什么加入石膏、牛骨和硫磺可炼制出碾不碎的钢珠（《钢珠飞车》，王根柱编剧，曾未之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什么将红黏土、生石灰和生石膏按一定比例混合可烧造成合格的水泥砖（《破除迷信》），……有点像江湖郎中开的药方，真假难辨。“大跃进”电影表明“大跃进”首先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显示了它锐不可当的革命气势和批判力量，同时也深刻反映出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作用，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倾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通过思想解放彻底解放生产力，调动群众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它与尊重经济规律的科学精神对立起来，甚至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等无稽之谈当做豪言壮语，无限夸大人的主观因素和能动作用，落入了唯意志论的泥淖。这正是“大跃进”运动最终归于失败的思想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