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红墨水”

      

      一

      号称“华语首部谍战大片”的《风声》开场戏不过四分多钟，汉奸试图诱降民国大佬，女招待变身刺客，一枪毙命杀汉奸；女刺客被捕受酷刑，不堪针灸高手的折磨，最终招供……整场戏拍法凌厉，颇有几分先声夺人之感，但更夺人眼球的恐怕不止是故事情节，也包括扮演这几个走过场人物的演员：出演汉奸的段奕宏因《士兵突击》而走红，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更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女刺客由刘威葳扮演，她虽然之前也演过多部影视剧，但最出彩的还是在《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部几乎全是男人戏的剧作中塑造的上官戒慈；而针灸高手的扮演者吴刚，一出场即以“笑面虎”的面貌示人，大概没人会想起他是电影《铁人》中的王进喜，只记得这家伙演过电视剧《潜伏》中的陆桥山……

      一部“大片”用几个热门电视剧的演员“垫场”，似乎稀松平常。按惯例，“电影”历来都被看高一眼，譬如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几乎从不演电视剧，即使那些出身于热门剧集的演员，一旦被好莱坞看中，也就从此鱼跃龙门，不再走回头路了。可是在当代中国，“电影”却未必能做到“赢家通吃”，反而处境颇为尴尬：一方面市场开放，在“进口大片”的虎视眈眈下，国产“类型片”也只能走大投入带来高回报之路，于是，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和“奇观电影”成为了另一种“主旋律”；另一方面商业化的院线制度进一步挤压“非类型片”的发展空间，没有票房价值的“艺术电影”越来越“小众化”，惟有靠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和普通观众自然渐行渐远。

      相比之下，电视机早就进入寻常百姓家，从中央到省市地方台，再加上数十家上星的卫视，上百个频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节目时段需要用电视剧来填充，而电视观众除了有时必须忍受过分冗长的广告外，几乎可以不花费什么成本地观看电视剧，由此造成的广阔市场以及和观众的亲近程度，是电影根本无法比拟的。就其潜在的能量而言，“电视剧”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叙事形式和艺术形式。

      于是，《风声》以热门剧集的演员“开场”就不是“垫场”那么简单了，除了直白地显示出“电视剧”之于“电影”的强势地位——几乎没有电影演员和导演不是靠拍电视剧来“赚钱”加上“赚人气”的——更微妙地标识了这部电影和电视剧之间不容忽视的关联。电影《风声》改编于麦家的同名长篇小说，而麦家的小说则是“重写”了《暗算》中的一个故事，尽管《暗算》是麦家的另一部小说，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创作《风声》的冲动并非直接来自小说《暗算》，而是更多地源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的第三部分《捕风》。无论作为小说还是电影，《风声》既着眼于电视剧的成功，又借助麦家的明星效应。麦家获茅盾文学奖，圈内人都认为他的小说从文学的角度看不算完美，却从改编成功的电视剧的轰动效应中得益颇多。此外，电影《风声》以“谍战片”号召，表面上走的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流行模式，但它在国庆档期高调上映，内里自然有“献礼片”的诉求。所以不难理解，《风声》在被当作一部“商业大片”的同时，也可以被解读成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这不仅是它试图行走在“商业”和“政治”边缘的表现，而且根据《暗算》大获成功的经验，“革命历史”本身就是票房的保证。事实证明，电影《风声》延续了《暗算》的成功，在国庆期间，票房与《建国大业》平分秋色。

      但问题在于，《风声》作为《暗算》的“重写”和“翻拍”，它的命运会不会像马克思那句略显夸张的箴言所云：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其实不止是《风声》，包括《暗算》在内，所有试图“重述”“革命历史”的创作，都面临着成为“笑剧”的可能。因为从广义上讲，今天一切对于“革命历史”的“叙述”都是对之前“叙述”的“重复”，而且这类“重复”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譬如以往“革命历史题材”的经典电影、戏剧和小说，几乎都被改编成电视剧，甚至有的被改编多次，可是没有一部在故事、人物和表演上具有当年的艺术魅力，这是什么原因？套用本雅明的术语，难道真是随着时代变迁，艺术作品特有的“灵氛”也就随风而逝了吗？

      二

      齐泽克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喜欢说一个前东德的笑话：一个东德工人在西伯利亚找到一份工作，他注意到所有的信件都会被审查员检查，于是便告诉他的朋友，“我们来订一个暗语，如果你们收到我的信是用一般蓝墨水写的，那信的内容就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就是假的。”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儿一切都很美好：商品齐全，粮食充沛，公寓很大而且供应暖气，电影院播放西方电影，还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等着和你谈恋爱——不过，在这儿你惟一拿不到的东西就是红墨水。”在齐泽克看来，这个故事当然不是仅止于讽刺检查制度那么简单，“这个笑话的结构比它表面上看起来的还要细微：虽然工人无法以预设的暗号点明自己所说的是谎话，但他依然成功地传达了他的讯息——他是如何做到的？透过将对于该符码的引用写入已编码的讯息中，作为该讯息的一个要素。当然，这是个典型的自我指涉问题：既然信是用蓝墨水写的，那么信的内容就一定是真的吗？问题的答案就是在信中提到了缺少红墨水这件事，暗指这封信本来应该以红墨水写的。有一点很值得一提：提到缺乏红墨水这件事制造了独立于其字面意涵的真实效应，即使本来拿得到红墨水，谎称拿不到才是使正确的讯息在这种审查制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传递的惟一方法。”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发挥“拿不到红墨水”的意义，“人们一开始会说我们拥有所有我们想要的自由——然后会加上一句，我们只不过缺少‘红墨水’罢了：我们‘觉得很自由’正是因为我们缺少那些表述不自由的语汇。缺少红墨水所代表的意义是，今日所有用来指称冲突的词汇——‘对恐怖主义开战’、‘民主与自由’、‘人权’以及其他相关词汇——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词汇蒙蔽了我们对情况的感知能力，使我们无法思考。”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