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得圣执导的电影《海角七号》在台湾电影凋零的当下创造了票房奇迹，并在金马奖中收获丰厚，成为2008年台湾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热潮甚至传递至内地。本文试图穿越电影的表层叙述，通过性别／身份视角以及精神分析的方式复原导演刻意隐藏在内部的潜文本，从而揭示这部电影引发的台湾文化热潮背后值得仔细玩味的意识形态。 一、吊诡的爱情故事 《海角七号》用交叉叙述的方式讲述了两个时间维度发生在同一地点（台湾恒春）的爱情：一个是60年前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一名日本教师由于日本战败被迫放弃与之相爱的台湾女孩友子，在回日本的轮渡上写下了7封思念女孩的情书；另一个发生在当下，恒春即将举办一场海滩音乐会，需要组建一支本地民间乐队做暖场演出，曾经在台北玩音乐，现在回到家乡做代班邮差的年轻男子阿嘉，在参与乐队的过程中与担任演唱会监督的一名日本女孩相识相爱。将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是60年后由死去的日本教师的亲属寄到台湾的那7封情书。由于时过境迁，昔日台湾女孩不知何处，阿嘉担负起寻找的责任。 前一个爱情故事用画外音的方式通过日本教师阅读自己写的情书展开，两个人物没有正面镜头，大多用远景和背影的方式出现，呈现出虚写状态。但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画外音既可看做故事内叙述（因为他是其中一个故事的参与者），又可以看做是故事外叙述（相对于第二个故事来说），在电影中日本教师的声音自由出入，成为整个文本的实际操控者。 这不仅仅因为画外音／日本教师的存在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历史的纵深，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一个爱情故事讲述下去的基点，以及其合理性的全部依存。我们不难发现后一个爱情叙事呈现出的空白点和漏洞，都由画外音恰逢其时地予以填充，比如阿嘉与日本女孩之间爱情发展几乎没有铺垫，因此仓促且突兀地上床情节显得难以令人置信，但此时正是马上切入的日本男子画外音以及渡轮送别的画面，使得上床情节似乎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观众在款款情深的朗读声中进一步认同60年后的爱情。 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实写的第二个爱情故事，第一个爱情故事应当更重要。其一：第二个爱情故事是第一个爱情故事的注脚和连续，《海角七号》与其说讲述了发生在当下的一个爱情，不如说是导演用第二个故事表述对过去的那段爱情的深切怀念和延续的渴望。其二：用朦胧化、唯美化处理方式描述的第一个爱情故事是导演刻意为观众“制造”的一段美丽的历史（这恰是这段爱情的吊诡之处），没有这段历史叙事，后一个爱情就成为虚空。因为用乔纳森·佛里德曼指出的建构族群认同的有效方式，就是用过去的故事进入现在故事，①没有这种进入，观众无法对发生在台日之间前生今世的未了爱情产生认同。 詹明信指出第三世界文化必定是寓言性的，台湾的朦胧身世同样适用于这个论断。故事刻意选择了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爱情，敏感的国族身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政治隐喻，下面从两个层面来阐释这个“爱情”神活背后的意味。 二、成长中的身份主体意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清晰的本土意识诉求是台湾新电影的核心活语，《海角七号》可以看做是其中最为明朗的一个。为此，我们可以用类似知识考古的方式从侯孝贤、杨德昌、魏德圣的电影中勾勒一副有关“子”的“成长”谱系，伴随期间的是关于反叛、暴力以及父的死亡，这种关于“子”与“父”之间关系的展示是台湾本土意识的最好隐喻。 侯孝贤电影被称为“台湾电影里为台湾历史及台湾人身份寻求定位的精神地图。”②他执导的电影中有关个人成长的记忆自觉地同台湾主体意识联系在一起。《童年往事》中“阿孝”的成长伴随着来自中国内地的父亲、母亲和祖母的相继去世，随着父辈的远离，“子”与有关中国内地的联系也就渐行渐远。有一个镜头正体现了这种意味深长的情绪：父亲在深夜开往内战前线的战车轰鸣声中辗转反侧，家国忧思使其无法入睡，呆立在茫茫夜色中，而此时他的孩子则安然深睡。侯孝贤用画面诉说出：与父辈对母国的血肉连接相对应的是“子”一代对大陆的疏离。即使如此，侯孝贤仍然表达了一种针对中国内地的挥之不去的乡愁和隐隐眷恋，那是希望带着孙子回归故土拜祖宗的老祖母给“阿孝”们留下的一抹温馨的记忆。 如果说侯孝贤展示了少年的断乳与最初的自我意识，那随着“父亲”离去，获得空前自由的，在乡镇中到处游荡的少年，在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已经进入了充满叛逆的青春期。电影中城市里人与人的冷漠取代了侯孝贤的最后一抹乡土家园的温馨，主人公小四在父性衰微、失去庇护的环境中充满寂寞的成长。 我们知道，父权使父亲处于尊位，文化意义上父亲意味着典范、权威、秩序。大部分的男孩会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权威和威胁，用精神分析的表述，便是阉割威胁。如果“父”强大，被阉割威胁的“子”对“父”就充满敬仰、认同、仿效，为了想要“父”所拥有的一切，“子”将“父”的律法内化为超我，这样“子”战胜了俄狄浦斯情结，成为“正常”的儿子／继承人；如果父性衰微，对“子”的成长无法完成精神的指引，“子”对“父”无法完成认同，那么父子关系往往陷入失序状态，“子”张扬的叛逆性、暴力性使其往往成为意图“弑父”的逆子。这样看来，表面温和安静的小四在青春期的成长中必然蕴涵着暴力的因子。当他用刀子捅向小明时，其实“父”的形象也便訇然倒塌，而“子”在青春期寂寞空虚的成长经验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无可言说的台湾的挫败感，这是暴力背后的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