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0-0125-05 一、夏衍关于文学的电影改编思想之基本方面 （一）文学作品进行电影改编的基本条件 文学与电影都有着诗性传达的共同点，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按照文艺学的常识，文学作品分为叙事型、抒情型和象征型三种类型。基于对文学本质和电影艺术联系的认知，夏衍提出文学作品要改编为电影需要具备三方面条件：“要有好的思想内容，作品对广大观众有教育意义，这是先决条件”；“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要有几个（至少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特征的人物。”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好的内容是灵魂，是改编的主要目的，这当然最重要；其次，是人物性格。如果只有情节而无人物，那么片子拍出来，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部所谓‘情节戏’，不仅容易概念化，而且不能感人”。这也与他常说的“作为电影，主要是要真正写出几个有典型性格的、真实可信的人物来”相一致。[1] 在另一个场合，夏衍这样说：“一般说来，不论是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叙事诗歌等，凡是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较强，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头绪不太繁复的，就比较容易改编。反之，困难就比较多些。”[2]要求文学作品展开的故事线索不能过于繁复。 文学作品如果仅有突出的人物性格，而缺乏情节或情节不突出也不能改编电影。当有人问夏衍为什么不改编《阿Q正传》，他坦言“要在舞台或者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2] 显然，夏衍指称的文学作品是指叙事型作品，重视情节因素之于电影改编的意义。上述表达中还说明他倡言文学原著要具有正面的教化功能。 （二）进行电影改编的必要 电影要成功运作，有赖于符合电影艺术要求的原创剧本。否则，即使有再优秀的导演、再好的演员也难以成就一部好片，因此原创剧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从文学作品、新闻、纪实文章、特写等其他途径改编而来的剧本对电影运作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如果一时拿不出适合的原创剧本，而电影又必须拍摄，那么由文学作品等改编来的剧本就有了用武之地。与国外电影同行接触使夏衍了解到，国外电影剧本的来源大致有专业编剧的创作、约请作家编写和从著名的小说、特写、戏剧改编三种情况，而其中由文学作品改编来的剧本又占很大比重。由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剧本是电影艺术的需要，是中外电影工作者的共同选择。 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领导者、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亲历者，一位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电影艺术家，夏衍在考虑问题、讨论问题时显然比常人多着一种全局眼光、一种清醒而又睿智的思考。结合20世纪50年代广大观众对电影的那份渴求，1959年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全军电影剧作座谈会上指出：[3] 从近几年电影事业的发展看来，改编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我们的电影艺术工作，解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改编这一环节，却还注意得不够。我们常常从报章杂志上，或者从其他文艺作品中看到有很好的可以拍电影的题材，但是就因为缺乏改编力量而不能拍成电影。……我们的电影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今后每年要拍许多部影片，单靠少数专业编剧，已经是很不够了。……假如我们有一批有一定思想水平和政治热情、有一定社会知识而又较熟悉电影业务的作家能够来参加改编工作，那么我们电影剧本的来源就比较宽了…… 他强调了改编之于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一则有利于多拍电影，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要；二则可以丰富电影剧本来源，有利于电影艺术自身的发展。电影改编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电影人的工作职责。 （三）祛除对电影改编的不正确认识 在文学界，搞创作的人常常被人特别看重，电影领域同样如此。有人认为从事电影改编是低人一等的事情，无能的人才去干，有水平的人不屑为之；有人虽然不这样低估电影改编，但往往把它看得很困难、不易成功，觉得改编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因而不愿为之。这些情况过去有，现在也有。夏衍在电影界工作时间较长，对此十分了解。不过他很能理解一些人的心情，认为那都是不理解改编的意义所致，是一种隔膜在作祟。解放前，他服从党的安排，主要从事具体的文艺实践，较少思考电影改编的理论问题。建国后，他成为电影界主要领导人，并且有了更切实的改编成果，也有了一些体会和思考，这使他有可能静下心来探讨改编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1] 一部电影首轮上映，就可以有上千万观众，改编好一部作品，让一部名作普及化，让更多的人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这是十分光荣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服务得好与不好之分，没有什么低人一等、高人一等之别。我改编了几个作品，只觉得改编得不够理想。没有觉得低人一等。至于想讨好不吃力，我想不仅天下没有这种事，这样想也是不对的。……改好了就讨好；改不好就不讨好。假如改编得不好，那么，对自己来说，积累一点经验也是好的。有了经验就能渐渐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