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架构是需要变革的。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在政府制度层面的客观要求。基层政府的变革方向，必然是基层自治。基层自治是社会大势，也是共产党政治理念的基本部分，即“人民当家作主”在政府体制上的具体实现。基层政府的改革，需要考量三方面的重大关系。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基本问题是，90年代中期的分税改革，使中央集中了过多的财力。分税过程是一个谈判过程，层级越低的政府，谈判地位越低，由新的税收分成体制决定的财政收入越少。因此，在地方政府体系中，从省以下，财政状况一级不如一级。所谓“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风风光光，市(地)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哭爹喊娘”。与此同时，在自上而下的集权模式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政府到下级政府，对地方下达了若干工作指标，如果不达标则推出种种政治上的惩罚。实现这些指标的财政支持却是基层必须自己负责。基层政府要生存和完成这些指标，经济上的办法只有两条，或者通过招商引资等方法加快发展，以扩大财政资源，或者直接向底层农民群众敛取种种费用。农民负担的加重，以及由于农民负担加重而导致农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与地方关系显著地并且直接地影响乡镇政府的生存状态和行为逻辑；或者说，基层政府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上的上级政府有直接责任。 当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甚至直接取消农业税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格局仍然直接制约或者说规定着基层政府的行为与前途。现在，财政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转移支付过程中，中央集中了过多的财力，也愿意向下分配，但是，这个分配的规则不透明，程序不规范，成为政府腐败的重要领域，成为下级对上级不信任、地方对中央不信任的重要生长点。上级政府通过财政集权，在行政上控制了基层，引起很多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冲突。比如，西部有的贫困乡村建学校，具体方案要中央有关部门直接审批，连男女生厕所的蹲位数量变化都要上报批准才可以变动；中部有的地方农村建设沼气池，省里有关部门直接审批到户，沼气池从张三家改为李四家也要上报审批。这个过程不仅损失了效率，也滋生了腐败。财政问题的后面，实质上是政府权力划分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讲，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大框架下，在不同层级政府关系调整的大框架下，才能理顺基层政府的基本权力和定位。 第二，党和政府的关系。 二十余年前，中共十三大即明确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在随后一两年里，中央层面也曾经有一些具体举措，但是未及展开即停止了。 如我们所见，在这二十年中，基层党政分工的政策推进结果其实是南辕北辙，党政关系的演变基本上没有在分开的方向上前进。在基层，党委部门的工作越来越行政化，比如，有的地方市委组织部在直接抓绿化工作，直接统帅政府的各个相关业务部门；有的地方纪检委直接负责上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的检查评价，也有的直接负责环境保护的检查，成为相关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等等。从直接效果来看，这些党委部门走上行政第一线的举措都很有成效，因为这些党委部门说话比政府部门说话更有影响力。在乡镇，党委与政府的一体化明显地强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地方领导人就始终坚持自己的怀疑，即“为什么要搞党政分开”，或者正面表达就是“党政没有必要分开”。 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党的领导直接成为政府领导，党的部门直接成为行政主体，那么，党组织成为执行者、行政当事人，实际上党的政治地位就发生了改变。在法治条件下，依法行政必然遇到矛盾纠纷，如果党组织在行政的第一线，是否也要成为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在党政不分的条件下，如果党组织也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实质上不复存在；如果党组织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则将使政府变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同时，行政系统运行的所有消极后果都将由党来承担，党的政治领导形象将不复存在，或者说党的权威将大大削弱。 所以，虽然目前来看，基层党政不分在工作运行上依然算得上游刃有余，但从根本上说，党政关系有必要在政治制度层面理清。这个理清的过程，必然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基本框架设计。更明确地说，未来的基层政府是个什么样，有赖于党政关系上有个明白的说法。目前这种党政混沌未开状态不是理想目标。 第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应该是与社会保持良好互动的过程，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国家如何管理社会，应该基于或者服从于社会的需要。1960年代，中国曾经发生过大饥荒，千百万人死于饥饿。这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是难以想像的。其中教训，从国家制度角度说，这个失误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民主。可以设想，以当时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有效的表达渠道，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真正起作用，能够及时地影响高层决策，或者说，如果信息和言论是自由开放的，饿死人的现象刚刚出现就可以在社会上充分传播表达，这场大悲剧就会根本减轻，甚至完全可以避免。现实生活出现了这种惨不忍睹的事情，而媒体上还充斥着生活美好的赞歌和对于领导人的歌功颂德，说明国家活动已经多么严重地脱离了社会。
